FT中文网：网民决定中国Web2.0失败

A program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Linden Lab's digital world allows users to copy whatever they like, even if they're supposed to pay for it.
Images: Storming the virtual gates

Now on News.com:

• Personal nav gear heads for mainstream
• Photos:The worst political mishaps of 2006
• In HP case, Dunn pleads not guilty
• Extra: Amateur videos expose official abuse
• Video: What do consumers think about the Zune?

牛津管理评论(oxford.icxo.com)综合报道:

 

　　《魔兽世界》在这个夏天的非典型成功，或许会在多年以后被视为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7月20日，是第三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业高峰论坛举行的日子。

　　虽然这只是第三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会（简称ChinaJoy）开幕前的一个预热活动，但因为有众多国内外业界大腕的出席，分量却显得格外重一些。微软全球副总裁Mitchell Koch来了，电子艺界全球发行副总裁韩力克（Erick Hachenburg）来了，南梦宫的猿川昭义来了，暴雪副总裁保罗?萨姆斯来了，丁磊、陈天桥、求伯君、马化腾、张海潮也都来了。

　　惟一临时缺席的，是第九城市（简称九城）的董事长朱骏。

　　一天后，坐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难得清静的一个会议室里，朱骏跷着腿，带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问记者，“我去做什么？”

　　如果数字能够说明一切，朱骏的确有很好的理由解释自己的缺席。就在7月20日这一天，九城宣布，该公司代理的《魔兽世界》在中国在投入商业化运营后仅一个月，付费用户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50万。

　　150万是什么概念？6月7日之后，《魔兽世界》中国开始采用CDKEY付费方式。每个注册用户必须花30块钱购买一张点卡，才能在上海、北京、四川、广东这开放的四个区之一激活账号，开始游戏。视激活时间不同，九城会送出5小时到66小时不等的免费游戏时间，但那显然不够。如果想继续游戏，玩家还必须购买30元一张的点卡，换取66小时40分钟的游戏时间。即使按每个注册用户只购买一次点卡来算，150万付费玩家一个月内便给九城带来了9000万的账面收入。更何况，一个“升级狂”式的玩家在游戏中平均也要花到180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60级满级，而目前游戏中多数40级玩家买过的点卡都在3张以上。如果这么算，流入九城荷包里的钱，又是多少？

　　无怪乎朱骏可以略带得意地说，“前一阵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你看怎么样？我们从收费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赚钱了。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你们不要不相信我。”
　　虽然《魔兽世界》此前在北美、韩国和欧洲的大受欢迎早已使它稳居2005年最受欢迎网络游戏榜首，虽然历年来的《星际争霸》、《暗黑破坏神》、《魔兽争霸》系列产品无一不曾创造游戏史上销量和受关注程度的传奇，游戏的开发者暴雪公司（Blizzard）对它在中国取得的成绩依然感到意外。暴雪副总裁、首席运营官保罗?萨姆斯（Paul Sams）对本刊记者说，“现在，《魔兽世界》在北美、韩国和欧洲的付费玩家总数一共是200万人。当时，我们一直说，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原先预计1年才能达到的数字。但中国！150万！3个星期的用户比我们在北美7个月里积累的用户还多！这简直不可思议！”

　　魔兽传奇

　　“毫无疑问，《魔兽世界》是一款可以改写网络游戏历史的牛×游戏。”暴雪母公司维旺迪环球游戏（Vivendi Universal Game）总裁菲尔?奥尼尔（Phil O’Neil）不久前接受GamesIndustry采访时说。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还可以理解为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吹嘘。但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所有接触过这款游戏本身的人，无论是专业游戏媒体还是普通玩家，对这一点都没有太大的异议。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曾是邵氏电影公司一句著名的宣传口号。对于一个制作过近千部电影的公司而言，这更多只能是一种理想。但在游戏界，“暴雪出品，必属佳作”的规律，却迄今为止从未被打破。

　　暴雪公司的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硅与神经键（Silicon & Synapse）游戏工作室，1993年才开始改用现在的名字。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就是《魔兽争霸》（Warcraft），《魔兽争霸Ⅱ》、《魔兽争霸Ⅲ》和如今的《魔兽世界》都属于这个系列。1996年，暴雪又推出了《暗黑破坏神》（Diablo），这是暴雪第二个游戏系列，2000年推出的续集《暗黑破坏神Ⅱ》曾经创造过发行当天售出18.4万份的历史纪录。

　　到现在为止，许多世界上最流行的网络游戏如《传奇》，其创意和原型都师承于此。暴雪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系列，是1998年的《星际争霸》（Starcraft）。很难相信，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界面相当粗糙的游戏会成为即时战略游戏中的经典，但事实上，它甚至成为韩国的国民运动，而且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其他游戏可以夺走它的风头。有了这些光辉历史的铺陈，暴雪哪怕扔出一款相当粗制滥造的游戏，都会受到老玩家的大力追捧，更何况，又是这样一款十年磨一剑，几乎不计成本的《魔兽世界》？
　　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记者塞斯?施瑟尔（Seth Schiesel）曾经走进《魔兽世界》的开发小组，参观他们的工作状况。一个细节令他印象深刻。9名设计人员用了20多分钟来讨论，是否要将卡拉赞（Karazhan）——一个尚未开放的副本区域——中的拱形结构改成马头图样，因为前者会让这座废弃的塔显得过于华丽，后者则能很好地增添阴森和恐怖的气氛，而且，也与《魔兽争霸Ⅰ》中对塔主身世的交代形成呼应。最后，暴雪负责开发的副总裁克里斯?梅森（Chris Metzen）作出决定:塔的基部使用马头，向上变为鹰头，最终在屋顶采用狮头。完美是考虑的第一要素，没有人顾及，究竟会有多少玩家会光顾这一副本？究竟有多少人有闲情在战斗之余看一眼墙上的装饰？又究竟会有多少人想到，采用这种装饰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对细节和场景的这种近于偏执和疯狂的追求，几乎成了《魔兽世界》的一大特色。游戏里的八大种族，联盟一方的人类、暗夜精灵、矮人、侏儒，部落一方的兽人、牛头人、亡灵和巨魔，不仅各自源于不同的神话传奇，连他们的形象塑造和口音选择，也都各有渊源。你能看到以西欧人为蓝本的人类，富有东方情调的精灵族，非洲风情的兽人，酷似印第安人的牛头人，你还能看到巴洛克式教堂，荷兰风车，长城上的烽火台，日式的鸟居，玛雅金字塔，印第安图腾柱，甚至连小小的风铃和羽毛挂饰也都一一映射到游戏中来。在其他游戏中被一笔带过的春夏秋冬、晨昏变化，《魔兽世界》也不肯放过。如果你稍加注意，你便会发现，连影子的长短和方向，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而行走在铁炉堡遍布积雪的山间小径中，枯枝从树上掉落的咔嚓声响伴着身后雪地里留下的一行渐浅脚印，带给人的感觉，绝对超出人们对一款游戏所能有的最大期待。

　　此外，为了丰富游戏内容，暴雪给魔兽系列编织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从泰坦创世，艾泽拉斯大陆秩序的建立，永恒之井与月亮女神，燃烧军团的战争，人类与精灵的联盟，铁炉堡的建立，部落的崛起，联盟与部落的征战……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单纯以一个奇幻故事的标准来评价，它的深度和广度都绝对不亚于托尔金的《魔戒》。而游戏中2700多个任务的背后，则是一个个会让你会心一笑的小细节:匿名为暗恋的情人送一束花的小卫兵，给喜欢开飞车的朋友捎上一箱防撞头盔，酒鬼线人说真话前先要送上一壶某处特产的酒，想学钓鱼要找叫“海明威”的老头儿买《鲈鱼和我》，游手好闲的懒汉说着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大卫?查普尔的经典段子……
　　好游戏，坏生意？

　　没人可以否认，《魔兽世界》是一款极度理想化的网络游戏。用《家用电脑与游戏》杂志执行主编刘威的话来说，“这是一款从技术水平到内容深度都已经和单机游戏没有什么分别的网络游戏”。然而，如果把游戏仅仅当成一桩生意，许多业界专家都指出，暴雪这种做法是划不来的。

　　《无尽的任务》（Ever Quest）是索尼公司开发的另一款风靡世界的网络游戏，也以庞大的地图和真实的细节著称。任何一个比较过这两款游戏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无尽的任务》的场景和人物同《魔兽世界》相比，简直可以用寒碜来形容。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占领欧美网络游戏市场半壁江山的经典之作，毕竟，对于网络游戏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相反，在过去的5年中，由于开发理念上的争执和海量的设计修改工作，《魔兽世界》的推出时间一再延期，2003年的高层人事动荡更让人怀疑它的命运。就在《魔兽世界》去年年底在北美运行前，还有评论称，暴雪过时的“Geek精神”会使《魔兽世界》成为一个新的MBA经典失败案例。

　　的确，就算在《魔兽世界》如此成功的今天，也无法否认，按照传统的标准，有太多因素可能导致它的失败。在别的游戏中，当人物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出现一个显示读取数据的画面。为了实现场景的无缝衔接，在《魔兽世界》中，除了进入副本和地铁，你从来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但是，这也给电脑的硬件——尤其是内存——提出了巨大挑战。虽然游戏标明的最低配置要求是256兆内存，但事实上，如果内存不达到512兆甚至1千兆，游戏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如此高的硬件要求，必然会限制它的受众。

　　此外，大地图和重细节的直接后果是庞大的客户端和数据库。要安装中文版的全面公开测试客户端，至少需要4G以上的硬盘空间，最新的1.5.2升级补丁，也有50兆之多。这些本地数据与服务器的互动，使得《魔兽世界》对服务器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网络游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对记者透露，一组《热血传奇》服务器所能负载同时在线玩家的数目，可能是《魔兽世界》的两到三倍。服务器的频繁故障，已经成了《魔兽世界》在北美、欧洲、韩国和中国的死穴。去年圣诞节期间，美国游戏爱好者网站Penny Arcade就宣布，因为《魔兽世界》频繁当机，延迟问题严重，他们“剥夺授予《魔兽世界》的2004年度最佳游戏称号，即刻生效”。1月15日，北美88组服务器中20组同时当机，令暴雪总裁迈克?莫怀米（Mike Morhaime）不得不以公开信形式道歉，并承诺给玩家补偿免费游戏时间。

　　服务器的不稳定也给《魔兽世界》的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今年3月，索尼宣传《无尽的任务Ⅱ》时，打出了“35万玩家，无需等待”的广告，显然正对魔兽的痛处。《魔兽世界》在中国虽然比北美晚了7个月才开始投入商业运作，但情况依然没有显著改善。明显长于其他网络游戏的维护时间（每周二凌晨5点到11点，而且经常延长），不时发作的无法登陆、无故掉线、场景消失也令论坛上玩家怨声载道。

　　魔兽的中国式成功

　　2004年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九城宣布，该公司已经与暴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魔兽世界》引入中国。这之前，关于《魔兽世界》花落谁家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盛大和奥美都曾参与到竞标的队列中。可是，当协议的内容慢慢曝光之后，众家媒体的口风却陡然一转，俨然九城不是抢到了一个偌大的聚宝盆，而是手捧一只烫手的热山芋。

　　这份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九城于2005年2月支付300万美元的授权费，而在游戏正式收费前，仍需支出680万美元用于特定宣传活动。游戏收费后，九城按22%收取销售分成。在4年中，九城要向暴雪支付约5130万美元的版税金，还不包括用于市场宣传推广的1300万美元。
　　有专家替九城算了一笔账，至少要有15到20万人同时在线，九城才能做到收支平衡。考虑一下之前育碧代理《无尽的任务》和奥美代理《孔雀王》这些国外知名游戏惨败的经历，九城的前途，大不乐观。毕竟，从此前中国网络游戏玩家的状况来看，《魔兽世界》在国外大受欢迎的许多优点，在中国都有成为缺点的可能，更不用说老生常谈的服务器问题。比如，重视组队合作的游戏方式，在喜欢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行天下的中国玩家看来，未免太过嗦。又比如，为了避免抢夺装备而引起的无休止的争斗，暴雪设计了一套详细的装备绑定分配体系，而且玩家PK不会掉落装备，但这也限制了方兴未艾的装备交易买卖，并导致新的关于分配不公的争吵。再比如，饶有趣味的任务，在习惯了打怪、升级老一套的“练级狂”玩家看来，纯属浪费时间，60级满级后几乎无事可做。此外，与其它网络游戏鼠标右键打天下的情形不同，《魔兽世界》在中后期的战斗中对左右手快捷键的配合要求相当高，又让很多非硬核玩家望而生畏。

　　一边是后有追兵，另一边，盛大的渠道压力，更令九城的前景阴云密布。为了抵制《魔兽世界》对旗下游戏的冲击，早些时候，盛大曾通知其代理商，不得同时代理《魔兽世界》，否则就被取消代理资格。这条消息一出，不少人端起板凳看上了热闹:这一来，九城怎么办？

　　在一个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之爱排队，有时候是难以理喻的。连吴江路上5块钱二两的小杨生煎，饭点儿前后，“高压有电，生命危险”的牌子下也总至少排着三四十人的长队。固然有就好这一口的，也不乏凑热闹的。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受了启发，上海人朱骏引进魔兽，最先就引进了北美用于解决服务器突发故障时的排队制度。
　　6月7日，《魔兽世界》开始收费。与许多网络游戏一收费便怨声载道的惯例相反，在大大小小的魔兽论坛中，更多的声音是“终于盼到收费的这一天了”。按游戏二区玩家“鼻涕猫”的说法，公测那会儿，晚上五六点钟，服务器显示的排队人数如果在1000人以下，你都得怀疑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下班回家，开电脑，登入，排队，然后做饭，吃完连带把碗洗了，回来一看，正好进去，才可以开始玩。收费后，排队的问题立时解决，则玩家欣喜之情如何？

　　有的时候，人的心理真是很难捉摸。据说在巴黎，高档成衣店里都这么教育员工，对待顾客，得要多么冷淡就有多么冷淡，要多么高傲就有多么高傲，越是让这帮家伙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他们掏钱的速度也就越快。这两年，国内的网络游戏为了争夺玩家，也算出尽百宝。赠卡赠装备都不再算什么，有的游戏甚至号称终身免费，可也没见怎么热闹。偏生来了这么个要排队的《魔兽世界》。排队还不够，迟迟不开放一到三区的激活，让一大堆候补玩家买了CDKEY也还是玩不成，胃口吊到十足。说是不按牌理出牌，却正利用了人性中最微妙的弱点，久堵之下，一旦开放，如何能不人潮汹涌？

　　按照《魔兽世界》在北美上市时的产品标识，该软件只准销售给13岁以上的少年。不过，这个夏天，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魔兽世界》与可口可乐的联手促销活动，却让暴风城——魔兽世界中人类的王城——在学生这一人群中的热度急剧攀升。记者同事的女儿刚上小学，不玩魔兽，却惦记着攒瓶盖给小哥哥，换免费的游戏时间和虚拟宠物。而对于更多消费得起可乐也消费得起游戏的人来说，大规模的促销，也勾起了他们对游戏的兴趣。许多从来不玩网络游戏的人，借此走入《魔兽世界》。九城对可乐促销战带来的收益状况讳莫如深，但尝到甜头的暴雪却对这一役甚为满意，准备将其推广到全球其他几个地区。

　　暴雪本身的号召力，加上一系列的推广手段，是否是150万背后真正的原动力？答案显然并不这么简单。渐有E3风范的ChinaJoy迥异于前两届的红火，给出了另外一重答案。
　　参加这次ChinaJoy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公布了几个数字: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而网络游戏的用户数达到了2000多万。2004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为24.7亿元，到2009年，有望达到109.6亿元。

　　同这个数字相比，九城的150万或许空前，若说绝后，则未必。陈天桥也许是最能认清这种趋势的人，他说，“4年前，全中国做网络游戏的人，一只手就可以数得出，现在，手指脚趾都加上，数起来也有困难。怎么办？要冒险，更要合作。”或许是为了显示诚意，陈天桥承诺，盛大的所有渠道网络，都可以与行业伙伴共享。不少业界评论都指出，这当是在与九城化干戈为玉帛。

　　如果说一两年前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还是胜者通吃的天下，近一年来，情况却在慢慢起变化。在这次ChinaJoy上，网络游戏风格的多样化令人目不暇接，女性玩家、儿童玩家、伪玩家、铁杆玩家，喜欢欧式风格的，喜欢中国情调的，喜欢日本硬派的，都不难找到试图为其度身定做的网络游戏。在窝里斗了几年后，网络游戏提供商们似乎突然间开了窍:与其在有限的铁杆玩家群中血拼，倒不如动动那些从来不玩游戏的人的脑筋。说到底，《魔兽世界》在中国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成功，与其说是游戏本身的成功，倒不如说是动员不玩游戏的人的成功。而业务重心逐渐转向泡泡堂类休闲游戏的盛大，200万人同时在线的数字，也足够令人心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Mitchell Koch说，以前微软自我介绍，一定会提到视窗，但现在，话题变成了游戏主机Xbox360。总有一天，游戏会变成我们交流的一种方式，而那时，游戏的平台载体、付费模式、进行机制可能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趣和游戏化的生存。

423只股票一年涨幅超100% 有色金属是最大赢家 [记者钟国斌 袁媛] 来源：深圳商报 2006-11-02 08:55 【字体：大 中 小】 【论坛】 【博客】

牛市行情牛股有多牛？本报统计显示—— 　　423只股票一年涨幅超100% 　　其中4只A股股价更大涨四五倍   　　起自沪市千点的牛市行情到底产生了多少牛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若以过去一年的时间为限，有425只证券过去一年涨幅超过100%。 　　三分之一股票大涨一倍以上 　　从去年10月31日至今年10月31日的统计显示，深沪两市上涨证券1422只，其中上涨A股1308只、B股107只、权证7只；下跌的证券76只，其中下跌A股55只、B股 2只、权证19只。统计显示，深沪两市涨幅超过100%的证券多达425只(A股380只、B股43只，权证2只)，其中涨幅超过200%的证券达83只，涨幅超过300%的证券达19只，涨幅超过400%的证券达4只(全是A股)。这轮始于去年6月6日的牛市行情，令许多证券品种价格一路飙升。 　　这轮牛市行情与过去牛市略有不同的是，深沪股市并未出现证券品种齐涨齐跌的格局。一些股票在这轮大幅上扬行情中并未上涨，部分品种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统计数据显示，深沪两市下跌的证券品种达75只，其中下跌的A股55只、B股2只、权证18只。其中跌幅超过20%的有11只，跌幅超过30%的有19只，跌幅超过40%的有9只，跌幅超过50%的有7只。跌幅最大的武钢JTP1，跌幅高达77.5%。 　　有色金属板块是最大赢家 　　涨幅翻番的股票主要处于哪些行业呢？有色金属板块无疑是最大赢家。统计数据显示，在涨幅前20名证券品种中，有4只A股属于有色金属板块，分别是新疆众和、焦作万方、驰宏锌锗和中钨高新，若不计算进入涨幅前20名的五粮液权证，有色金属类A股将占据前20位的5席。其次是券商题材概念和生物制药类股票，前者有券商借壳和券商股东概念的延边公路和辽宁成大，后者有国药股份和天坛生物2只股票；此外，机械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及轮船制造业等亦涨幅居前，如广船国际、置信电气、宁波华翔、航天晨光等。 　　两市跌幅居前的证券品种主要是四类：一类是公司基本面差且业绩亏损的ST股，在两市跌幅前20名的证券品种中，ST类个股就占据了其中的9席，约占所有证券品种总数的44.4%；其次是前期庄家未出局的庄股，如位居跌幅前两名的金德发展和金宇车城；第三类是作为股改对价的权证产品，下跌权证中有7只跌幅超过50%，其中武钢JTP1跌幅高达77.5%；第四是曾被暴炒的个股或业绩下滑个股，如跌跌不休的如意集团和华菱管线。

导致谢国忠辞职的电邮内容全文
谢国忠对媒体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内部电邮会外流，我当时只是有感而发，希望向销售队伍提供一些观点，这封电邮写得很仓促，有些文字只是随手写出来，并不恰当，但我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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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articipated in the panels on commodity and China-India and in some obligatory dinner parties.

On Friday night, the Singapore PM invited the speakers at the meetings that Singapore government organized.

Trichet, Larry Summers, Paul Volker, Chuck Price, the finance ministers of ASEAN countries were there.

No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China was there. I guess I was there to make it look like China was represented.

The dinner was turned into an Oprah with PM Lee Hsein Long at the center. The topic was on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People fawned him like a prince. Of course, he is.

There are two reigning royalties in the world that the Davos crowd kiss up to, Jordan and Singapore. The Davos crowd are Republican on economic issues and Democratic on social issues. Somehow, they mange to put aside their moral misgivings and kiss up to Lee Hsein and Abdullah.

I tried to find out why Singapore was chosen to host the conference. Nobody knew. Some said that probably no one else wanted it. Some guessed that Singapore did a good selling job.
I thought that it was a strange choice because Singapore was so far from any action or the hot topic of China and India. Mumbai or Shanghai would be a lot more appropriate.

ASEAN has been a failure. Its GDP in nominal dollar terms has not changed for ten years.   Singapore's per capita income has not changed either at $25,000. China's GDP in dollar has tripl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 thought that the questioners we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to praise Singapore as the success story of globalization. Actually, Singapore's success came mostly from being the money laundering center for corrupt Indonesian businessme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donesia has no money. So Singapore isn't doing well. To sustain its economy, Singapore is building casinos to attract corruption money from China.

These western people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side from the nauseating pleasantries,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came out of it.

Trichet sounded very bullish on euro-zone economy. He noted that euro-zone was catching up with the US in growth rate and talked about further gain in 2007. His tone was much more bullish than our house view.
As Japan is surprising on the downside, I don't see how the rise of euro-yen could be stopped.

Larry Summers and Paul Volker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US economy. As you probably know, Alan Greenspan is talking the same way. At the CLSA conference last week, he talked like on of his critics. There is a fear of a US collapse. Many Americans think that an Rmb reval would save the US [sic]. This is just a dream, in my view.

Most we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due to income inequality. As average workers in the west are not seeing wasge incrase, many may vote against globalization. I thought that they were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 from cheap consumer goods. However, as inflation comes back, it does admonish the benefits for western consumers.

No one was worried about the growth outlook for China or India. The Indian Planning Minister was very bullish, talking about 9% forever.

My sense is that policymakers are related about the short-term economic outlook but anticipate the US collapse at some point. Americans think that Rmb reval could save the US. So they would keep pressuring China.

Andy Xie

译文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会议的观察　

我参加了一些关于商品(市场 )和中国- 印度(经济 )的会议.

在星期五晚上, 新加坡总理邀请了一些演讲者参加了新加坡 ZF组织的会议.

Trichet( 欧洲央行行长), (哈佛前校长 )Larry Summers, (联储前主席)Paul Volker, Chuck Price, 和ASEAN( 东盟)国家的财政部长在那里 .但是一个来自中国的ZF 官员都没有在那里. 我猜我被邀请到那里是扮演成中国已经被邀到那里 .

会议象一出围绕着总理李显龙为中心的戏剧, 议题是全球化的未来, 大家奉承李显龙象一个王子 , 当然了, 他的确是.

世界上有两个地区王国被达沃斯经济论坛那帮人拍马屁 , 约旦和新加坡 .达沃斯经济论坛那帮人在经济问题上表现的像共和党，在社会问题上却像民主党。但是, 他们决定抛开道德上的疑虑, 去拍李显龙和阿卜杜拉(约旦国王 )的马屁.

我尝试找出新加坡被选为会议主办地的原因,没有人知道 . 有人说可能没有其它人愿意承办, 有人猜测新加坡可能争取工作做得很好.

我想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 ,因为新加坡与热门话题中国 ,印度差得远. 孟买或者上海是更为适当的选择.

东盟已经失败了 ,它的GDP 以名义美元计算已经十年没有变化. 新加坡人均年收入在 25000美元也维持不变, 但同期中国的GDP已经增至三倍 .

我想那些发问者在竞相赞扬新加坡是一个全球化成功的典型故事, 但实际上, 新加坡的成功大部分来自于替印尼腐败的商人和官员洗黑钱. 印尼现没有钱 , 所以新加坡现做的不太好, 为了支撑它的经济,新加坡正在建立赌场吸引来自中国的贪污黑钱 .

那些西方人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 但除了一些令人作呕的恭维,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信息 .

Trichet(欧洲央行行长) 看起来对欧元区经济很看牛,他提到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已经赶上了美国 ,还谈到2007 预测增长, 听他的语调比我们机构观点还更加看牛的多 . 因曰元在下降趋势中, 我看不出欧元的升势如何停止.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桑莫斯 Larry Summers和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ker) 十分担忧美国的经济.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说话风格跟以前一样. 在上次CLSA里昂证券举行的讲座上 ,他谈论得象附和他的批评家. 这里流动着一种对美国经济崩溃的惊恐. 很多美国人以为人民币的重估 (升值) 会救美国(原文如此 ),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 这是我的看法.

很多人都担心收入的不平等影响全球化的未来 , 因为一般的西方工人看不到工资的增长 , 可能会投票反对全球化. 但我想他们理解廉价消费品对他们带来的利益. 而且 , 随着通涨的到来, 这还提醒了西方消费者相关的好处.

没有人担忧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前景 , 印度 Planning Minister(部长) 非常牛气, 谈到 9%的持续增长率.

我的感觉就是政策制定者是在描述一个短期经济前景但预期美国经济在某一时点崩溃,美国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救美国 ,所以他们会继续施加压力给中国 .

Andy Xie(谢国忠)

抓住梦想

　　我有个朋友叫蒙提·若伯茨，他在圣西多有个养马场。他允许我在他的房子里为青年风险项目举行筹款活动。在最近一次筹款活动中，他指着我介绍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让杰克在这里筹款。事情要追溯到一个人的童年。他父亲是巡回驯马员，总是从一个马场跑到另一个马场，从一个马厩跑到另一个马厩去训练马匹。结果这个孩子总是不断换学校。”

　　“到了高中，有一次老师让学生写作文，题目是长大后要做什么人，干什么事。那天晚上，那孩子写了整整7页纸，描绘了他要拥有一个养马场的目标。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梦想，还在图上画出了200英亩的牧场和所有马厩及跑道的位置。他还加上了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主楼和200英亩梦幻牧场的平面图。他费尽心机来策划这个项目并在第二天把它交给了老师。”

　　“两天后作文发回来了。第一页上批了个大大的‘不及格’，边上还有一行小字，‘课后来见我’。充满梦想的孩子课后去见老师时问道：‘我为什么不及格？’老师说，‘对像你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你没有钱，出身于巡回驯马员家庭。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一个马场需要很多钱。你要买土地，买许多种马，还要为这些马支付各种费用。你根本无法承受。’老师又说，‘你可以重写一篇；目标现实一些，我会重新考虑你的得分。’”

　　“孩子回到家中，认认真真考虑了一番。他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说：‘儿子，你要自己做决定。不过我觉得这个决定很重要。’最后，过了整整—周后，孩子仍把原来的作文交了上去，毫无改动。他说，‘你可以不改分数，我也不改梦想。’”

　　说到这，蒙提转向来宾：“你们正坐在我的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我那篇镶在镜框里的作文就挂在壁炉上方。”他又说道：“最有意思的是两年前的夏天，那位老师带了30名学生到我的马场过了一周。老师在离开时说，‘蒙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年轻时可以算是个偷梦者。那些年我偷盗了许多孩子的梦想。多亏你有足够的勇气抓住了自己的梦。’”

　　不要让人偷走你的梦。看准目标，不管发生了什么。

　　故事3：人生的财富

　　最近有人计算出将一个小孩从出生抚养到18岁所需要的花费，总共为16．014万美元！这还不包括读大学的费用。

　　对于有小孩的人，这个数字会让他们浮想联翩：要不是为了孩子，这些钱就该都存银行了。对于还没有小孩的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加坚定他们不要孩子的决心。

　　但是，16．014万美元折算起来并没有多么了不得。它只相当于每年8896．66美元，每月741．38美元……每小时才1美元多一点。你也许仍然认为最好的财务建议是：要想“富裕”就不要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

　　花掉16．014万美元，你能得到什么？

　　———命名权。孩子的教名、中间名和姓氏！

　　———每天瞥见上帝的真善美。

　　———每晚躲在被子里咯咯地笑个不停。

　　———浓得化不开的爱。

　　———“蝶吻”和“熊拘”。

　　———连石头、蚂蚁、云朵和温暖的小甜饼都让你惊喜不断。

　　———有只可以牵着的小手，上面通常沾满了果酱。

　　———有个伙伴，可以一起吹气球，放风筝，堆沙堡，在大雨中人行道上跳跃而行。

　　———可以一起尽情地傻笑而不管那天老板说了什么或者股票表现如何。

　　花掉16．014万美元，你会永远快乐地长不大！

　　———你开始涂指甲，雕南瓜，玩捉迷藏，捕捉萤火虫，对圣诞老人深信不疑。

　　———你有理由继续阅读《淘气熊历险记》，欣赏周六早晨的卡通动画，观看迪斯尼电影，期待明星出现。

　　———你开始设计彩虹、心型和鲜花的冰箱磁铁，开始收集喷漆面条圈，准备迎接圣诞节；在泥里印上手印来迎接母亲节；定制附有赔偿保证书的贺卡，迎接父亲节。

　　花掉16．014万美元，再不会有更大的开销！

　　———你开始成为英雄，仅仅因为你取下了车库顶上的飞盘，卸掉了自行车上的辅助轮，清除了一堆碎片，填平了一个浅水坑，巧妙地弄走了发梢上的一撮口香糖，训练了一个老是赢不了却总能得到冰淇淋的棒球队。

　　———你坐在第一排雅座上观看孩子们的成长历程，见证他们第一次学会走路，第一次开口说话，第一次与人约会，第一次学会开车，第一次找到工作。

　　———你在心理学、育儿经、刑事司法、沟通技巧和性知识方面深受教益，没有一所大学的教育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你能够弥补孩子的过错，赶走床下的魔鬼，缝合受伤的心灵，守卫她们的睡衣聚会，给予他们谆谆教诲，毫无保留地爱护他们。等到有一天他们就会反过来喜欢你，不计成本地爱你。

　　这是一笔多么大的人生财富啊———尽情地享受和你的孩子们、还有孙子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吧！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6-09/02/content_47360818.htm

中国现行名言，经典到吐血！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 的 pol.ice：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共安全专家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 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彩票:我们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足球:我们不怕韩国队!!

“谷歌”在中国：他不是Google(翻译自纽约时报)

“谷歌”在中国：他不是Google
By CLIVE THOMPSON

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把李开复当作名人。虽然不是像陈冠希或者演唱组合F4那样，但是这个44岁，总是身着一身灰色的计算机专家肯定能吸引一大堆粉丝。当这个谷歌中国司的总裁在中国的大学发表演说，讲中国的年轻人如何该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青年竞争的时候，黄牛党会把门票炒到60美元一张。还有一次，李开复演讲的会场里有8000名听众，学生们被李开复的每一句话所吸引。

不难看出为什么李开复被崇尚科技的中国年轻一代视为偶像。他在台湾长大，之后去了美国，中英文都很熟练。在去年加入谷歌以前，他曾在加州为苹果公司工作，之后又效力于微软中国。他一手建立了位于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中心。他个人曾出版了"Be Your Personal Best,"一本卖得很好的励志类书籍，内容是关于中国学生需要接受有承担风险的精神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七年前，他建立微软实验室的时候，就聘用了十几个中国顶尖的毕业生。现在他又在谷歌重复这样的步骤，“中国的学生绝对不同凡响。”他在北京和我见面的时候这样说。“他们有巨大的学习的欲望。”

在讲述科技带来的巨大解放的时候，李就像是一个传教士。他说，网络会给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带来更平等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小乡村也实现了网络化，距离北京或者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学生也能够学习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网络课程，从而解决受教育的问题。李在去年夏天才加入谷歌，但是他身上早已经带着谷歌员工的那种热诚和理想化的信念。当他从微软离职的时候，他在个人网页上发表了一封感情洋溢的公开信，赞扬谷歌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这种使命感。他用了一个公式作为结论：年轻+自由+平等+ 颠覆+创新+用户为本+不要做坏事=谷歌的奇迹。

当我拜访李开复的时候，谷歌的奇迹正在北京的商业区的办公室里被进行着。这些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在匆忙中租下来的。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穿着T-SHIRT的年轻人，围着巨大的纯平显示器，讨论谷歌的新程序代码。“我们这些人所抱的理想都是非常高尚而重要的，“李告诉我，“如何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然后考虑下一步如何盈利。还有就是不要做坏事。”李开复指的是谷歌公司的格言。“不要做坏事---我想我在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谷歌最近几个月在中国的行动看起来却不怎么理想主义。在一月份，也就是李开复开办北京办事处不久，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版本的搜索引擎。为了遵守中国的法律，谷歌同意净化所有中国政府不赞成的搜索结果。这其中包括法X功；宣扬言论自由的网站；或者任何提及天X门XX的网站。如果你搜索“西藏”或者“法XX”，中国以外的google能给出几千个博客，新闻，还有讨论组。但是在中文谷歌上试试，绝大多数的链接都不见了。谷歌把他们删得一干二净。

谷歌的决定在美国反响极差。一月份，公司主管被召到国会听证会，他们的行为被拿来和纳粹合作者相比。公司的股票下跌，抗议者举着标语在公司总部外抗议。谷歌虽然并非唯一一家在最近由于中国问题而受谴责的美国科技公司，而且也不是做的最过分的。然而谷歌的管理者却应该另当别论。当公司在两年前上市的时候，公司年轻的创始人，Sergey Brin和 Larry Page 在写给证券所的文件中说，谷歌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关注公众利益的公司。谷歌现在却和压制自由的中国政权合作，他如何自圆其说？

我很难准确的了解李开复对于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持怎样的态度。作为我和李开复会面的条件，谷歌不允许我提起有关此类的问题，只有公司在加州的总部才被允许谈论此话题。但是当我和李谈起网络是如何改变中国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颇能说明问题：他所雇用的中国学生，其实并不渴望民主。“人们其实可以自由地谈论这个话题，他补充说，（指的是民主和人权问题）我不认为他们在乎这个。我认为大家会说：“美国民主，那是好东西。中国现在的繁荣和稳定，也是好东西。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能去我喜欢的网站，能看到我的朋友，过得开开心心。”李开复说，当然，关于自我的表达，公开发表言论，已经变成了中国年轻人当中的热门话题，这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博客，论坛已经遍布中国。“但是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含义，”李接着说，“我认为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且被别人听到。他们喜欢这个,这样就够了。”

这样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含糊的政治见解—一种缩了水的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当我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网民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的都是略有不同的类似观点。年轻+自由+平等+不要做坏事 这是一个等式，包含着几个恒量，却有着许多个可能的解答。当下，对于中国人来说，何谓自由？审查制度也有层次之分？限制信息也有好坏之分？在美国，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被接受---对话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是在中国，正如谷歌所发现的那样，对话才刚刚开始。

文化差异

事实上，谷歌在中国并不是先驱。雅虎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在1999年就推出了中文网站，并在北京建立了办事机构。雅虎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进入中国是多么困难—而且文化的障碍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巨大。例如，中国的生意人在沟通的时候不喜欢留言，留信息这样的方式，他们倾向于使用手机和短信。（我在联系一个中国总裁的时候就遇到对方电话关机，而且不能使用留言的情况）对于中国网民而言，网络最吸引人之处---这一点和美国不太一样—就是论坛。成千上万的关于不同问题的争论在论坛上出现。百度，一个2001年推出的中国搜索引擎，雅虎的早期竞争者之一，发明了一个讨论工具。允许人们对当前的热点搜索项目进行即时讨论。用户现在如果在百度搜索nba巨星姚明的话，他们找到的不只是关于他比赛的报道，他们还能加入和姚明有关的成千上万个聊天室。百度的聊天室每天会有超过5百万的发帖。

正如雅虎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化上的细微差别导致了美国公司的网站对于中国用户而言太外国化了。也使得这些用户转投那些中国网站。这其中包括了新浪和搜狐。这两家网站的搜索引擎不那么好用，但是充斥着论坛聊天室还有政府批准的中文网站。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也有关系。“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强烈自豪感，要支持自己人。”香港城市大学的LIH告诉我。

雅虎在另外一股席卷中国的浪潮里也走得太慢了：盗版的浪潮。自从Napster事件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都把上网免费下载音乐和电影看作违法行为。当然在西方这种现象还是很猖獗，但是自从iTune的成功以后，更多的人愿意付费。在中国，下载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就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一样平常。百度的总裁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找盗版mp3，所以公司就专为此目的开发了一个界面。一天下午，当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里的时候，隔着几张椅子的一个年轻人正在吸着可乐，看着下载的《最后的武士》，他的朋友则在使用百度来下载50cents乐队的新专辑。“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百度流量来自mp3的搜索，这个在美国肯定不合法。”robin李，37岁的公司创始人说到，“现在我觉得唱片公司可能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太高兴。”他最近这样告诉我，“但我认为数字音乐是一种趋势，无法阻挡。”

一开始，谷歌在进入中国市场上的策略和雅虎就不同。2000年早些时候，谷歌的工程师悄悄地开始研发能够接收中文，日文，韩文的系统。到了年底，一个勉强能用的中文版google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如果你在中国上网，谷歌的服务器就会检测到你的位置并自动连接到中文的界面。法文版的谷歌系统也是这样运作的。

就在百度吸引大批喜欢下载mp3的年轻人的时候，谷歌却在另一些人那里受到欢迎：中国大城市里面的白领，那些接受西方文化，说话夹杂着英文单词的，一个认同全球视野多于民族情绪的阶层。

靠着吸引这些人，谷歌在2002年底成功超越了雅虎，占领了中国搜索引擎流量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在加州的公司完成的，远离中国政府的影响。

防火墙构成的万里长城

接着在2002年9月3日，谷歌消失了。中国人在那天发现网站被封锁了，只剩下一个错误信息。中国政府开始封锁谷歌。中国在网络审查上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对于境内的公司，政府使用一系列惩罚和恐吓手段来保证内容的干净。对于境外的网站，政府使用另一种卓有成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作网络上的中国万里长城。

当你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感觉似乎是无形无界的。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需要经过真实的国境线。中国一共有三条光缆主线，中国的网络就以此来和世界连接。中国政府要求管理这些网络的公司设置路由端口，在国内外网络的交接处。其中一些设施是由sisco思科公司提供的，一家美国公司，作为中国的新审查员。

如果你用北京的一台电脑进入一个服务器在芝加哥的网站，你的浏览器就会发出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就会通过光缆传到审查的路由那里，然后被检查。如果请求的网站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长长的名单—而且还在增多—请求被拒绝。如果请求没有被拒绝，路由接着就会检查所请求的网站上有没有敏感词汇。如果网站包含一个类似“法X”或者1989XXX之类的，路由就会阻断信号，回到网吧，你就会看到浏览器给出一个错误提示。这个过滤系统的复杂程度让人惊讶，可以让某个网站的一些网页通过，同时封锁一些页面。当我在北京的网吧上网，我可以浏览BBC的娱乐和体育页面，新闻页面就打不开。

谷歌给审查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问题：由于当时谷歌在中国并没有办事机构，中国政府无权干涉，也没有能力让谷歌主动清除搜索结果。这样，网络长城的功效就只有一半了：它能够屏蔽谷歌的搜索结果所指向的网站，但是却没法阻止人们看到被禁网站的列表。例如你在上海，然后搜索人 权，你可以搜索到包括中国人 权组织在内的被中国政府屏蔽的网站。但是当你试图点击链接试图进入的时候，你就又会得到一个报告错误的提示信息。政府官员不喜欢这种状况--中国人由此能感觉到，他们的领导人对什么话题感到了威胁—但是谷歌很受欢迎，他们也不敢完全屏蔽。

在2002年，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政府决定全面屏蔽谷歌。为什么？各种理论充斥着。谷歌的创始人sergey告诉我，他怀疑是某个竞争对手从中挑拨—某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他很老练地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名字。但是很多美国的网络总裁都相信百度在谷歌被封的事件中直接受益。一个在北京的合资企业家告诉我，屏蔽谷歌的幕后挑拨者就是百度，2002年，百度的市场占有率比谷歌低3个百分点。“百度的一些人就坐下来找了上百个能让谷歌被封的证据。”她说，（她坚持要求匿名，以免遭到官方的报复）“接着百度的人就拿着这些结果找到政府，说，看这些有危害的东西都是在谷歌找到的，这就是谷歌被封的原因。“百度坚决否认指责。当我和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教授谈起的时候，他也否定对于百度的指责，争辩说百度本来就要比谷歌强，而且更了解中国人的需要。然而，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告诉我，中国本土的网络公司经常向政府反映竞争对手的网站内容，以此希望对手遭到打压。在中国，审查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且还是一个竞争工具—一根公司之间互相捶打对方的大棍。

自我审查有奖

10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我去到一家网吧的时候，那里120多个机位已经被年轻人们占满了。（因为电脑和家庭网络还是很昂贵，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是去网吧上网，享受低廉的价格和高速的带宽—还有冷饮）每个人看起来都准备好好地享受一整个晚上：年轻的女孩穿这粉红色和黄色的hello kitty的运动衫，在几个聊天窗口之间切换。楼上一帮穿着橄榄色军装的年轻中国士兵，欢笑着徜徉在中世纪幻想的魔兽世界里。在一堵墙边，挨着一副褪色的功夫电影海报，贴着一行字：请勿浏览色情及违法网页。这个告示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根本不会去浏览关于天X门事件的网站。我询问了网吧的老板，他的顾客会不会经常浏览非法的内容。不经常，他笑着回答，就算有，也是黄色网站。他觉得封锁非法信息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不准看，那就是不该看。”

对于中国，西方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假设，政府进行审查是偷偷摸摸的。恰恰相反，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诚实---甚至是骄傲。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关于他参加一个中国网络公司协会的颁奖礼，其中出席的包括主要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我当时坐在听众席，然后他们就说，现在宣布年度自律奖！然后宣布了10个公司，给他们发了奖牌，然后握手。一位部长也在那里，还和每个人都拍了照。这基本上就像是自我审查优秀奖—然后每个观众都在鼓掌。”这位商人解释说，中国的网络审查，是警察的一项额外任务。一月份，深圳公共安全部门推出了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网络警察”，被命名为JINGJING和CHACHA，每个网络警察都有博客和聊天窗口，市民可以和他们聊天。北京青年报引用深圳官员的话“这两个形象的主要作用是震慑。”文章接着解释说这两个形象主要是公开提醒所有网民，注意安全和健康地使用网络，自我规范网上行为，创造和谐网络环境。

震慑和“自我规范”，事实上在党使用审查制度控制私营网络公司方面很关键。要获准经营网络业务，私人公司必须签订一份协议，不允许包含某些特定话题的内容出现，包括“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稳定团结”，“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或者“违反国内风俗和习惯”。有一项禁令特别针对邪教或者其他迷信，这是很清晰地指向法XX的。但是整个协议的表述，有意地搞得很含糊。随便哪一级哪个部的官员都可以要求把他认为过分的内容清除掉。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官员每周都会召集各大网络服务公司的管理者开例会---特别是拥有新闻，博客和论坛的那些---讨论那些新的话题可能在本周出现，而且最好被清理掉。“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吹风会。--换句话说，就是会吹哪个方向的风。”那个美国商人说到。政府官员会在几天前就发出警告。

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刚来中国的时候，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份官方的黑名单，以及需要审查的敏感词。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清单根本不存在。取而代之，政府只是要求公司模糊地去进行自我规范。所以公司必须要参透中国的政治，从而自己了解什么东西政府会不喜欢。去年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清单，据传是政府给博客公司的黑名单。事实上，这份黑名单是中国一家博客公司的一位年轻总裁自己整理的。每一次政府要求清理一个帖子，他就留意哪些内容是政府针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发出了自己的黑名单，让自己的公司以后免遭斥责。

不服从自我审查规范的后果很严重。一位美国的公共关系顾问最近在帮一家中国门户网站工作时见到，一天下午，警察冲进公司办公室，把CEO拖进了会议室然后严厉斥责他没能阻止违法内容。“事后他脸都吓白了。”这名顾问回忆说，“你必须理解，这些人都被吓坏了，真的吓坏了。他们很害怕被抓去坐牢。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都在想着这种事。”

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网站总是会审查清除掉甚至比需要的还多的内容。中国这一整套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经典的心理学事实上的：自我的审查永远要比官方的审查更全面更彻底。让每一件网络公司都各扫门前雪，政府就有效地控制了用其他方法难以监控的数十亿电子邮件，新闻，论坛话题。政府采用的方法看起来就像是让公司去自己揣测，然后时不时，怒气冲冲地要求网站在24小时内清理某些内容。James，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的执法总是充满着随意性，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在监控所有事情。

政府的监控虽然很全面，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某一天可能某个被禁的站点又突然看得到了，多数是由于路由器超出负载，或者政府突然决定容忍这个网站。第二天，或许这个网站就又消失了。总的来说，网民的举动都是很小心的。他们很少触及政府的戒条。在中国有许多不能够跨越的界限，大家不用经常谈论这个，但每个生活在其中，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理解这些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感到困惑的原因。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

对比美国人经历的彷徨，当我问起中国的商人，政府的审查制度对于公司到底难不难操作。“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比在美国提交财政报表难。”XIN YE，sohu的创始人这样说。还有一个晚上，我和CHARLES CHAO，新浪的总裁在上海一家爵士酒吧喝酒的时候，我问其他，多长时间他需要把新浪论坛上的帖子清理一次。他回答：“不太经常。”我问他，不太经常指的是一星期，一个月还是更久。他提出了反对，我不认为我应该谈论这个。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因为我问的问题而感到困扰，“我不想把这个叫做审查制度，这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一种倾向。在美国也有些宗教禁忌不能谈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板JACK MA说的更直接“我们不想让政府生气。”我是在十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宾馆的大堂见到他的。MA的公司刚刚被雅虎收购了40%的股权，MA全权负责雅虎在中国的经营。他对于网上言论的看法是：“任何在中国属于非法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搜索引擎上。我们只是做生意。股东要的是分红，股东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高兴。同时，我们也没有义务要在政治方面做这个做那个。忘记这个吧！”

小小的革命

去年秋天，在北京星巴克，我遇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写手，ZHAO JING。他是一个31岁，穿着讲究而又帅气的人。当他说起90年代晚期网络的到来让中国发生了巨变的时候，言语中透出喜悦。政府之前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上论坛或者建立自己的博客了，这就像是解开了一把锁。就算你再谨慎，不愿谈论政治。你也可以只是公开的发表你对其他事情的见解---天气，体育---感觉上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ZHAO（他现在就职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言论方面要比大多数人都大胆，越界。大学毕业后，ZHAO在一座小城市的旅馆里做了接待员。他觉得如果自己够幸运，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事业。1998年他开始上网，开始意识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撰文发帖。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家报社的编辑就请他去做记者了。

“这就使网络的作用。”ZHAO说着，并露出一丝微笑，“我只上网了一个星期，就在省内外都出了名。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东西。但我也意识到问题不在我，而是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市。”ZHAO在2003年3月丢了工作，由于他所在的报纸发表了关于一位支持政治改革的退休官员的文章，政府报复性地查封了报纸。但是ZHAO仍然渴望写作，因此就在一个服务器在英国的博客网上安了家。他以安替作为笔名，写了很多诙谐的支持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八月下旬，政府使用防火墙封掉了他的网站，这样在中国就没人能看到了。他转而使用微软的博客，MSN SPACE。虽然政府还在监控他的文字，但安替却仍然大胆地在写。安替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很安全，因为他知道哪些界限不能碰。

“如果你只是每天上网写东西，批评政府，他们不会介意，”他说，“因为这只是言论。但如果你想组织一些人—哪怕只有三四个---那他们就要来收拾你了。因为这不是言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人们说我很勇敢，但其实我不是。”网络给安替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他说起自己的博客对政府能产生什么影响时，却不怎么兴奋。更让他兴奋一点的，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还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网络能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那么革命也肯定是通过每个人的自我实现，通过许许多多微小的，平凡的方式。

一天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女士，JIANG JINGYI。她在EBAY开了一个网上服装店。当她打开自己在上海的繁华地区的公寓大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撞进了一间别致的SOHO流行时装店。三排衣架挂满了冬天穿的夹克，起居室的中间堆着运动衫，还有整齐地摆放着的跑鞋和靴子。我们坐在她摆了四台电脑的卧室里喝茶，JIANG通过翻译告诉我，她以前是一个设计师。但她自己很喜欢开店。所以有一天就决定在当地的服装厂进一些便宜的衣服，然后放在网上卖。衣服卖得很快，她得了3成的利润。接下来的三个月，她越卖越多。有一天她发现网上拍卖的利润已经超过了她原来工作的工资。她辞了工，开始专心搞拍卖。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100，000元，合12000美元。

“我的父母没法理解。”她笑着说，一边用电脑向我展示她最新的拍卖，一件售价300元的夹克（网上她给这件夹克的描述是“非常时髦，穿起来很酷！” ）现在JIANG的销售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以前中国落后的银行系统和信用机制让网络交易很复杂。但现在贝宝---EBAY的网络交易系统—终于把中国和世界市场连了起来。她说自己准备开展小型的国际业务，把打折的衣服直接卖到伦敦或者洛杉矶。

妥协与放弃

谷歌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政府在2002年下了查封令。而查封令在两周之后又神秘地嘎然而止。但是就算解除了查封，谷歌还是有很多麻烦。中国的防火墙长城拖慢了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网络信号。一百次里面有十五次，谷歌会因为网络塞车而无法使用。防火墙也开始惩罚那些好奇的人们：如果有人查找一个敏感词汇，防火墙通常就回复一个虚假的错误信息，让人以为谷歌的系统坏掉了。然后接下去的好几分钟，用户就没法再连接上谷歌----这种惩罚可以算是数字化的一巴掌吧。对于谷歌来说，这些延迟和错误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搜索引擎本因在毫秒之间给出结果。百度，谷歌的主要中文竞争对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服务器就在中国本土，在万里长城之内。更糟的是中国的大学网络不能够访问国外网站，意味着谷歌在其他国家最忠实的粉丝，在中国却不得不选择百度。

BRIN和其他谷歌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谷歌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谷歌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

大棒加胡萝卜最终把谷歌引到了中国。百度就是大棒：截至2005年，百度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几乎抢占了一半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而谷歌的市场份额缩水到了27%。胡萝不就是谷歌公司自己的一个概念，让一个独裁的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这就是在做好事。公司的职员指出，他们肯定要比那些屈从于审查制度的中国公司做得好。当然，谷歌也必须清楚最敏感的政治网站----宗教团体，民主组织，天XX纪念---还有黄色网站。但是相比中国用户能够在谷歌上找到的内容，这些只是九牛一毛。谷歌还是能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环境问题，禽流感，全球市场。BRIN告诉我，利润，在综合考虑的因素中占的比重不大。他认为谷歌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作出这个妥协。”

他和起来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些妥协他们能够接受。最后决定是，不像雅虎和微软，他们不提供中文的邮件和博客服务，因为这样的服务会被迫使得他们要审查博客或者要把不同政见者的信息提交给秘密警察。他们还决定不会撤销现有的，没有审查过的中文版谷歌。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给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仍然可以进入旧版google.com；这个版本提供没有审查过的搜索结果，虽然敏感的结果最后仍然会带来一个错误页面，虽然该版本仍然会很慢而且时不时地被防火墙整个封杀。新版的谷歌是google.cn,这一版的内容会经过审查---但是会快得多，可靠而且不会被防火墙阻挠。

BRIN和他的小组决定如果他们必须要清理例如“天XX事件”的搜索结果，那他们会在搜索结果的顶端放上一个声明，解释说根据中国法律，有些结果被隐去。当中国的用户查找被禁止的条目，BRIN说，“他们至少能注意到有东西没有了，或者至少注意到国家的控制。”这就使计算机专家经常使用的解决方案：信息缺失其实也是一种信息。（谷歌的法语和德语版也会显示类似信息，针对一些支持纳粹的网站）

BRIN的小组还要接受另一个挑战：如何决定哪些网站要屏蔽？中国政府不会给他们一个黑名单。所以谷歌的技术人员就借助高科技手段。他们在中国境内设置了一台计算机，然后设置程序让该机访问国外站点，一个接一个地试。如果有站点被屏蔽了，就意味着政府把它视为非法---这个网站就被加进谷歌的黑名单。

2005年12月，谷歌的管理层在许可证上签字，正是进入中国市场。他们从来没有正式地和政府官员坐下来，接受审查协议。他们决定自己先这么做---然后等着政府的反应。

中国风暴

Google.cn于今年一月27日正式运营，维护人权组织的成员马上登陆新的引擎，察看它是如何运作的。谷歌的自我清查非常全面，有关法XX的第一页搜索结果，都是反对法XX的网站。谷歌的图片搜索，也是很出类似的结果。输入天X门，你看不到XX和XX，只能看到夜晚的美景还有幸福的中国夫妇在那里的合影。

谷歌的时机实在选得太差了。Google.cn的做法被代入一个政治语境，和其他在华科技公司的做法相提并论。去年九月，无国界记者组织透露，在2004年，雅虎把一封用户的个人邮件交给中国政府。导致SHI TAO，一名商业记者，在把关于政府规范媒体的文件传给境外网站的时候被捕。他被判入狱10年。接着在12月，微软遵从政府的要求，关闭了安替的博客。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的博客服务器甚至没有在中国；公司有效地遵从了大洋彼岸政府的审查，删除了位于美国的服务器里的资料。

对比这些事件，谷歌的管理层也许表现得更负责更道德。但是中国问题的风暴在二月席卷了硅谷，谷歌首当其冲。国会召集了三家公司进行听证---一起的还有csico，中国万里长城的硬件提供商---立法会质疑了三家公司的做法，谷歌更是被特别地教训了一顿。他们质问，一家以“不要做坏事”为口号的公司为何与中国的审查者合作。“这样你们的公司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打手，”JIM LEACH，爱荷华州的民主党人说，“如果国会也想学学怎么审查，我们就找你们谷歌。”

安替给出的排名

2月份，我又一次见到了安替，这时候距离他的博客被关闭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在北京的一间酒吧喝酒。安替还是像之前那样充满活力，虽然他有点后悔上次自己所做的乐观的评价。“我现在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博客被封是因为一篇日志，谈到中国一家报纸的主编被炒。他当时呼吁大家抵制该报。这个举动显然是越界了。已经不只是言论那么简单，因为安替号召了大家去行动。政府联系了微软，要求关闭安替博客，公司同意了。这个举动召来了大批拥护言论自由人士的抗议，他们指责微软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给出正式的要求之前就屈从了。

微软似乎对公众的抗议已经习以为常。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公司的政府关系总管表达了遗憾。为了挽回颜面，微软高层指出他们备份了被删掉的博客日志，并把他们寄给了安替。安替告诉我，微软并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把日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他们只是刻了一张碟，然后寄到安替要求的美国境内任何一个地址。微软看起来太害怕中国政府了，安替苦笑着说，他们甚至不敢通过邮件把被查禁的东西寄到中国。（微软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我原本以为安替会很愤怒。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很平静。他把几家公司进行了道德上的排名，扳着手指一间间的数。他说，谷歌应该排在最前。它确实真诚地在改善中国人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在这样坏的体系里希望做到最好。微软其次；安替显然对他们的做法不太高兴，但他说微软还是提供了一个好用的博客工具，毕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意见的空间。雅虎排在最后，安替对他们的态度唯有怨恨。

“谷歌做出了妥协。”他说到，有时候妥协是必要的。但是雅虎的行为，却要被归到另一类：“雅虎是叛徒，中国人都痛恨雅虎。”安替说，不同点是雅虎把一个不同政见者置于危险当中，而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对人权的伤害。（雅虎没有做出评论）谷歌却相反，他们避免了那些有可能导致人们入狱的服务。安替说，他们虽然也在审查信息，但他们犯的错无非是删掉一些信息，而不是删掉自己的人性。

失真的世界

安替的道德观点很让人惊讶，不只是因为对于美国的思维方式来讲太过陌生。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多数思考和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他们的思维中不存在折中的民主，或者折中的言论自由。一个国家要么就完全拥护这些自由，要么就是跌进了集权国家的深渊。但是中国的博客写手和网民们其实之前早已经在谷底待着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审查过的互联网，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把公共言论变成了一种日常行为。这个角度也正是谷歌所接受的。由此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完美的互联网能否带来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有一位我采访过的总裁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总结为“失真的世界”的问题。如果那些用谷歌搜索法XX的人看到的都是反对的网站，他们的世界观会是怎样的？ 他们也许会相信谷歌的权威，假设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最近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代表CRISTOPHER SMITH所担心的。“关于敏感问题，当谷歌只是带给你正面宣传的信息，那么谷歌在其中就起了协从的作用。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下一代---他们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生存在独裁的环境里。没有什么LECH WALESAS（波兰革命的领袖人物），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于SMITH来说，谷歌的逻辑就是妥协的逻辑。就像很多公司和种族隔离的南非打交道一样，谷歌太看重利益，而忽略政治问题。（本月早些时候，谷歌的CEO在北京见李开复时对记者说，谷歌去改变中国的审查制度，实在是很“傲慢”）

但是也许失真的世界对中国来说还是小问题，因为很多中国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跳过党的那些虚伪的政治宣传和媒体控制。中国社科院的GUO LIANG教授告诉我一个显著的例子。“哈佛的一些人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调查，我们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我就一直笑，我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谷歌的审查过滤对GUO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点也不新鲜。

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ANDREW LIH说，大多数中国人抱有一种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你现在封一个网站，他们只会想，用不了多少时间，它自己就会回来的。”或者想想中国那些想方设法登陆维基百科全书的人。最近，伟基百科被全面封杀。这些人希望说服维基的管理者能够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允许的版本，禁掉那些在中国不合法的条目。他们说，这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好事，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学校。（到目前为止，维基仍然表示不会创建一个审查过的版本）

电脑程序的代码是很灵活的，因此有很多办法对抗虚伪---让信息审查这个事实或多或少被大家看到。在开发google.cn的过程中，谷歌曾经考虑禁掉和敏感话题有关的所有内容。也就是说在谷歌中国去搜索法XX，结果是一个支持的站点也没有，一个反对的站点也没有。那样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别忘了，当谷歌推出审查版的google.cn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旧版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网民，只要输入一个敏感词，然后把新旧版本的结果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黑名单上到底有什么了。有些批评家甚至建议谷歌做得更多一点，直接把黑名单在美国公布，让审查制度变得完全透明。

超级女生理论

当我和李开复在他北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感到他的前后矛盾。有一阵他就像一个热爱自由的谷歌人，强调说互联网给了每个网民以权力。但是下一分钟，他就更像阿里巴巴的总裁JACK MA---强调中国人对于引发动荡不感兴趣。在和中国的网络公司总裁聊天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这样的圆圈逻辑：我们不觉得清理掉敏感话题有什么不好，因为用户本来就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也许他们是对的，用户是不会去看。但你也能很轻易地反驳说，他们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被吓到了。谁会公开地在公共网吧查找不合法内容呢？---甚至是在家里—政府要求每个上网用户都要登记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追踪。政府对网络的镇压甚至有可能变本加厉，如果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也开始上网。政府适度的容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但是那些被腐败的地方官僚欺压的农民们都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北京来说是现实的威胁。2004年有多达70，000起抗议活动，其中很多都被强硬地镇压了。

在批评家眼中，谷歌是将中国网民的期望置之不顾，为了保证市场赢利而屈从于中国政府。李开复的话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信念：互联网由于与生俱来的特性，将会逐渐瓦解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为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打下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存在“伟人”，也不会存在LECH WALESA式的英雄，激励被压迫的同胞，为民主而战的将是一亿毫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在博客上谈论他们的约会，他们喜欢的乐队，电子游戏---整整一代把公共言论当作日常习惯的年轻人。

在我们谈话当中，李开复谈起了去年的超级女生，一个模仿“美国偶像”的电视节目。和美国的版本类似，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夺目耀人的包装之下演唱西方流行歌曲。每一回合，观众都可以通过短信选出他们最喜欢的参赛者。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开始了类似总统大选的拉票活动，组织起来的粉丝们建立网站，要求大家投自己喜爱的歌手。最后的决赛，有800万年轻人参与了投票；冠军是李宇春，21岁，学生打扮的她唱了爱尔兰乐队Cranberries的一首zombie。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次实践。”李开复说，“大家为超级女生投票。他们喜欢这个比赛---他们上街去拉票。”换句话说，也许这并不是革命。但是这也许是个开始。

（作者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经常报道科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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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安装后点击桌面图标打开，在所有选项前均打勾（除了“总在顶部”），最小化令其运行。
点桌面图标右键，点属性，点查找目标，找出其真实应用文件“Speed4WEB.exe”，将它复制到指定文件夹。

选择你最想加速的文件***：点桌面图标右键，点属性，点查找目标，找出其真实应用文件“***.exe”，复制到指定文件夹。

双击打开绿色分割，点“合并”，点“合并任意文件”，点+号依次选择“***.exe、Speed4WEB.exe”，点“设置”，点“正常、分割完成后生成合并exe文件”，点“保存文件”选择***文件原路径，重命名为“***.exe”，点开始即可替换原“***.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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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诚聘财经编辑

2006年6月1日 星期四

职位: FT中文网财经编辑 公司: 英国伦敦FT总部 主要职责: 财经编辑是 FT中文网编辑团队最关键的职位之一，其职责是主理、策划与统筹本网站的财经金融报道与分析。诚聘有识之士加盟。 具体职责范围: 1 协助主编，策划并执行财经/金融相关内容的整体编辑报道策略； 2 负责财经商业专题或特别报告的策划与执行； 3 分管日常财经新闻的选取以及原创财经内容的统筹管理； 4负责协调财经专栏作家以及自由撰稿人； 5 撰写高品位的经济与商业分析； 6 实地采访； 基本技能与资格: 1 本科以上学历，主修经济、金融、管理、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者优先； 2 4-5年在国际新闻机构或知名中文媒体的采编经验。有网络新闻 从业经历者优先，有财经等相关学科研究经验者优先； 3 丰富的财经与商业知识背景； 4 一流的英语口语表达、写作与理解能力, 能以英语作重要采访； 5 优秀的内容策划、管理与创新能力； 6 一流的新闻敏感与编辑意识。在全球政经大背景下，对中国财经的发展现状、趋势及公共政策有深刻的理解与判断，并据此设定独特并富影响力的报道议程。 7 对中国商业领袖、企业与管理精英，政策制定者以及知识界为主的高端读者群有良好的理解。 8 具备识别与挖掘重大报道/独家新闻的观察与判断力； 9 能在新闻环境的高压力下撰写高品位的经济与商业分析； 10 专业精神至上，诚实敬业与高度的责任心。高度关注细节； 11 优秀的人际协调与沟通能力； 12 具备与中国以及国际财经商业机构建立广泛接触的良好能力，拥有丰富的采访资源； 13 一流的独立工作以及应变能力，并同时能在团队环境下高效工作。一流的团队合作精神； 14 具有良好的IT实用能力； 应聘方式: 请在2006年6月21日周三前将您的简历、应征信函以及其它相关文件（包括新闻或专业的代表作）寄至ftchinese.recruitment@ft.com

周（四月二十二日）的出版的新一期《經濟學人》（左圖為封面），發表了有關新媒體的研究報告，題為 “Among the audience: A survey of new media” ，原文長達十六頁，觸及的範圍包括網誌、播客（Podcast）、維基百科、以至這些新媒體對傳媒的衝擊、新聞行業的挑戰及未來傳統傳媒大機構應向哪個方向方展等議題。

SURVEY: NEW MEDIA

Among the audience

Apr 20th 2006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The era of mass media is giving way to one of personal and participatory media, says Andreas Kluth. That will profoundly change both the media industry and society as a whole

 

THE next big thing in 1448 was a technology called “movable type”, invented for commercial use by Johannes Gutenberg, a goldsmith from Mainz (although the Chinese had thought of it first). The clever idea was to cast individual letters (type) and then compose (move) these to make up printable pages. This promised to disrupt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the day—the work of monks who were manually transcribing texts or carving entire pages into wood blocks for printing. By 1455 Mr Gutenberg, having lined up venture capital from a rich compatriot, Johannes Fust, was churning out bibles and soon also papal indulgences (slips of paper that rich people bought to reduce their time in purgatory). The start-up had momentum, but its costs ran out of control and Mr Gutenberg defaulted. Mr Fust foreclosed, and a little bubble popped.

Even so, within decades movable type spread across Europe, turbo-charging an information age called the Renaissance. Martin Luther, irked by those indulgences, used printing presses to produce bibles and other texts in German. Others followed suit, and vernaculars rose as Latin declined, preparing Europe for nation-states. Religious and aristocratic elites first tried to stop, then control, then co-opt the new medium. In the centuries that followed, social and legal systems adjusted (with copyright laws, for instance) and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egan to circulate widely. The age of mass media had arrived. Two mor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radio and television—brought it to its zenith, which it probably reached around 1958, when most adult Americans simultaneously turned on their television sets to watch “I Love Lucy”.

Second incarnation

In 2001, five-and-a-half centuries after Mr Gutenberg's first bible, “Movable Type” was invented again. Ben and Mena Trott, high-school sweethearts who became husband and wife, had been laid off during the dotcom bust and found themselves in San Francisco with ample spare time. Ms Trott started blogging—ie, posting to her online journal, Dollarshort—about “stupid little anecdotes from my childhood”. For reasons that elude her, Dollarshort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the Trotts decided to build a better “blogging tool”, which they called Movable Type. “Likening it to the printing press seemed like a natural thing because it was clearly revolutionary; it was not meant to be arrogant or grandiose,” says Ms Trott to the approving nod of Mr Trott, who is extremely shy and rarely talks. Movable Type is now the software of choice for celebrity bloggers.

These two incarnations of movable type make convenient (and very approximate) historical book-ends. They bracket the era of mass media that is familiar to everybody today. The second Movable Type, however, also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very gradual transition to a new era,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age of personal or participatory media. This culture is already familiar to teenagers and twenty-somethings, especially in rich countries. Most older people, if they are aware of the transition at all, find it puzzling.

Calling it the “internet era” is not helpful. By way of infrastructure, full-scale participatory media presume not so much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decades-old) internet as of widespread, “always-on”, broadband access to it. So far, this exists only in South Korea, Hong Kong and Japan, whereas America and other large media markets are several years behind. Indeed, even today's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was built for the previous era, not the coming one. Almost everywhere, download speeds (from the internet to the user) are many times faster than upload speeds (from user to network). This is because the corporate giants that built these pipes assumed that the internet would simply be another distribution pipe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partners in the media industry. Even today, they can barely conceive of a scenario in which users might put as much into the network as they take out.

The age of participation

Exactly this, however, is starting to happen. Last November, the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found that 57% of American teenagers create content for the internet—from text to pictures, music and video. In this new-media culture, says Paul Saffo, a director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in California, people no longer passively “consume” media (and thus advertising, its main revenue source) bu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m, which usually means creating content, in whatever form and on whatever scale. This does not have to mean that “people write their own newspaper”, says Jeremy Zawodny, a prominent blogger and software engineer at Yahoo!, an internet portal. “It could be as simple as rating the restaurants they went to or the movie they saw,” or as sophisticated as shooting a home video.

This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in the media industry, which are based on aggregating large passive audiences and holding them captive during advertising interruptions. In the new-media era, audiences will occasionally be large, but often small, and usually tiny. Instead of a few large capital-rich media giants competing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se audiences, it will be small firms and individuals competing or, more often, collaborating. Some will be making money from the content they create; others will not and will not mind, because they have other motives. “People creating stuff to build their own reputations” are at one end of this spectrum, says Philip Evans at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d one-man superbrands such as Steven Spielberg at the other.

As with the media revolution of 1448, the wider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will become visible 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decades. With participatory media,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udiences and creators become blurred and often invisible. In the words of David Sifry, the founder of Technorati, a search engine for blogs, one-to-many “lectures” (ie, from media companies to their audiences) are transformed into “conversations” among “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 This changes the tone of public discussions. The mainstream media, says David Weinberger, a blogger, author and fellow at Harvard University's Berkman Centre, “don't get how subversive it is to take institutions and turn them into conversations”. That is because institutions are closed, assume a hierarchy and have trouble admitting fallibility, he says, whereas conversations are open-ended, assume equality and eagerly concede fallibility.

Today's media revolution, like others before it, is announcing itself with a new and strange vocabula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arles Prestwich Scott, the editor, publisher and owner of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nd thus part of his era's mainstream media), was aghast at the word “television”, which to him was “half Greek, half Latin: no good can come of it.” Mr Scott's equivalents today confront even stranger neologisms. Merriam-Webster, a publisher of dictionaries, had “blog” as its word of the year in 2004, and the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picked “podcast” in 2005. “Wikis”, “vlogs”, “metaverses” and “folksonomies” (all to be explained later in this survey) may be next.

Word count

“These words! The inabilit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express these new things is distressing,” says Barry Diller, 64, who fits the description “media mogul”. Over the decades, Mr Diller has run two big Hollywood film studios and launched America's fourth broadcast-television network, FOX Broadcasting. More recently, he has made a valiant effort to get his mind around the internet, with mixed results, and is now the boss of IAC/InterActiveCorp, a conglomerate with about 60 online brands. Mr Diller concedes that “all of the distribution methods get thrown up in the air, and how they land is, well, still up in the air.” Yet Mr Diller is confident that participation can never be a proper basis for the media industry. “Self-publishing by someone of average talent is not very interesting,” he says. “Talent is the new limited resource.”

“What an ignoramus!” says Jerry Michalski, with some exasperation. He advises companies on the uses of new media tools. “Look around and there's tons of great stuff from rank amateurs,” he says. “Diller is assuming that there's a finite amount of talent and that he can corner it. He's completely wrong.” Not everything in the “blogosphere” is poetry, not every audio “podcast” is a symphony, not every video “vlog” would do well at Sundance, and not every entry on Wikipedia, the free and collaborative online encyclopedia, is 100% correct, concedes Mr Michalski. But exactly the same could be said about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hat is new is that young people today, and most people in future, will be happy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is credible or worthwhile and what is not. They will have plenty of help. Sometimes they will rely on human editors of their choosing; at other times they will rely o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the form of new filtering and collaboration technologies that are now being developed. “The old media model was: there is one source of truth. The new media model is: there are multiple sources of truth, and we will sort it out,” says Joe Kraus, the founder of JotSpot, which makes software for wikis.

The obvious benefit of this media revolution will be what Mr Saffo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 calls a “Cambrian explosion” of creativity: a flowering of expressive diversity on the scale of the eponymous proliferation of biological species 530m years ago. “We are entering an age of cultural richness and abundant choice that we've never seen before in history. Peer produc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industrial force of our time,” says Chris Anderson, editor of Wired magazine and author of a forthcoming book called “The Long Tail”, about which more later. (Mr Anderson used to work for The Economist.)

At the same time, adds Mr Saffo, “revolutions tend to suck for ordinary people.” Indeed, many people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a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rise of a participatory culture, either because they believe it threatens the business model that they have grown used to, or because they feel it threatens public discourse, civility and even democracy.

This survey will examine the main kinds of new media and their likely long-term effects both on media companies and on society at large. In so doing, it will be careful to heed a warning from Harvard's Mr Weinberger: “The mainstream media are in a good position to get things wrong.” The observer, after all, is part of the observation—a product of institutional media values even if he tries to apply the new rules of conversation. This points to the very heart of the coming era of participatory media. It must be understood, says Mr Weinberger, “not as a publishing phenomenon but a social phenomenon”. This is illustrated perfectly by blogging, the subject of the next article.

It's the links, stupid

Apr 20th 2006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Blogging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having conversations

 

“IF YOU want to have a fun debate, ask bloggers what a blog is,” says Jeremy Zawodny at Yahoo! Only a few years ago, that debate would have been short. So few people blogged that most of them knew one another and could probably agree on a definition. Today a new blog is created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according to Technorati, a search engine for blogs, and the “blogosphere” is doubling in size every five months (see chart 1). From teenagers to corporate executives, the new bloggers all have reasons of their own for engaging in this new pursuit.

What, then, is a blog? A “personal online journal” is the definition that most newspapers, including The Economist, offer when they need to be brief. That analogy is not wrong, but nor is it entirely right (conventional journals usually com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whereas blogs are displayed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the most recent entry on top). More importantly, this definition misses the main point about blogs. Traditionally, journals were private or even secret affairs, and were never linked to other journals. Peeking into the diary of one's big sister typically led to a skirmish. Blogs, by contrast, are social by nature, whether they are open to the public as a whole or only to a small select group.

The word “blog” appears to date back to 1997, when one of the few practitioners at the time, Jorn Barger, called his site a “weblog”. In 1999, another user, Peter Merholz, playfully broke the word into “we blog”, and somehow the new term—blog—stuck as both a verb and a noun. Technically, it means a web page to which its owner regularly adds new entries, or “posts”, which tend to be (but need not be) short and often contain hyperlinks to other blogs or websites. Besides text and hypertext, posts can also contain pictures (“photoblogs”) and video (“vlogs”). Each post is stored on its own distinct archive page, the so-called “permalink”, where it can always be found. On average, Technorati tracks some 50,000 new posts an hour.

Among the other technical features of blogs, two highlight the quintessentially social nature of blogging. The first is a “blogroll”, along the side of the blog page, which is a list of links to other blogs that the author recommend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hyperlinks inside the posts). In practice, the blogroll is an attempt by the author to place his blog in a specific genre or group, and a reciprocal effort by a posse of bloggers to raise each other's visibility on the internet (because the number of incoming links pushes a blog higher in search-engine results). The other feature is “trackback”, which notifies (“pings”) a blog about each new incoming link from the outside—a sort of gossip-meter, in short.

Blogging is also about style. Dave Winer, a software engineer who pioneered several blogging technologies, and who keeps what by his own estimate is the longest-running blog of all (dating back to 1997), has argued that the essence of blogginess is “the unedited voice of a single person”, preferably an amateur. Blogs, in other words, usually have a raw, unpolished authenticity and individuality. This definition would exclude quite a few of the blogs that firms, public-relations people or newspapers set up nowadays. If an editor vets, softens or otherwise messes about with the writing, Mr Winer would argue, it is no longer a blog.

This explains the initial appeal of blogging as an outlet for pure self-expression. As Glenn Reynolds of Instapundit, a well-known blog on American politics, put it when asked why he blogs: “It beats yelling at the television.” But venting an opinion is usually only the start. “At first, I saw it as about publishing; now I see it more as a revolutionary way to communicate,” says Mena Trott. The company she runs with her husband Ben, Six Apart, illustrates this with its three main products. Their flagship, Movable Type, with its obvious publishing connotations, is a popular software service for heavy-duty or celebrity bloggers, including Mr Reynolds. So is TypePad, a similar service with web-hosting thrown in. Blogs powered by these two products have an average of 600 readers, says Ms Trott, although a few are read by more people than are some newspapers.

But Six Apart's third product, LiveJournal, is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blogging tool. Some 60% of LiveJournal users are under 21 and female, says Ms Trott. Many of the posts are about who snogged whom last night and what happened next, why I'm sad, how adults don't get it, and so forth. Other posts ask things like, “Anybody want to catch King Kong at 8:00?” and have the replies in the comment pane below within minutes. That is because many adolescents consider e-mail passé, and instead are using either instant messaging (IM) or blogging for their communications, says Ms Trott. Like blogging, e-mail was supposed to be “asynchronous”, meaning that the people taking part do not have to be online simultaneously. But today's adolescents have never known e-mail without spam and see no point in long trails of “reply” and “cc” messages piling up in their in-boxes. As for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why adults would send e-mails back and forth instead of “IM-ing” is beyond them.

The Dunbar number

For these LiveJournal blogs, the average number of readers is seven, says Ms Trott. Such small audiences are common in participatory media. Indeed, they may conform to the biological norm, whereas mass-media audiences may have been an aberration. Robin Dunbar, an anthrop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has studied primates and discovered a surprisingly stable ratio between the relative size of the neocortex (th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size of groups formed by particular species. For humans, Mr Dunbar calculated, the upper limit is about 150. Many clans, tribes, fan clubs, start-ups and other groupings remain well below this limit, as do most blog networks.

The LiveJournal groups of readers are typical of the new-media era in another way. The bloggers (ie, creators) are one another's audience, so that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disappear. Creators and audiences congregate ad hoc in meandering conversations, a common space of shared imagination and interests. MySpace.com, a social-networking and blogging service that last year was bought by News Corporation, Rupert Murdoch's media conglomerate, reflects this quality in its name.

Conversations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They tend to move in unexpected directions and fluctuate unpredictably in volume. It is these unplanned conversational surges that tend to bring the blogospher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older and wider (non-blogging) public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Germany, for instance, has been a relatively late adopter of blogging—only 1% of blogs are in German, according to Technorati, compared with 41% in Japanese, 28% in English and 14% in Chinese.

But in January this year “the conversation” arrived in Germany with a vengeance. Jung von Matt, a German advertising firm, had come up with a campaign in the (old) media called “Du bist Deutschland” (“you are Germany”). The advertisements were intended “to fight grumpiness” about the country's sluggish economy, said Jean-Remy von Matt, the firm's Belgian boss.

But German bloggers found the idea kitschy, and subsequently dug up an obscure photograph from a Nazi convention in 1935 that showed Hitler's face next to the awkwardly similar slogan “Denn Du bist Deutschland” (“because you are Germany”). In the ensuing online conversation, Mr von Matt's campaign was ignominiously deflated. Outraged, he sent an internal e-mail to his colleagues in which he called blogs “the toilet walls of the internet” and wanted to know: “What on earth gives every computer-owner the right to express his opinion, unasked for?” When bloggers got hold of this e-mail, they answered his question with such clarity that Mr von Matt quickly and publicly apologised and retreated.

Inadvertently, Mr von Matt had put his finger on something big: that, at least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everybody does have the right to hold opinions, and that the urge to connect and converse with others is so basic that it might as well be added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s about democratisation, where people can participate by writing back,” says Sabeer Bhatia, who in March launched a company called BlogEverywhere.com that lets people attach blogs to any web page with a single click. “Just as everybody has an e-mail account today, everybody will have a blog in five years,” says Mr Bhatia, who helped to make e-mail ubiquitous by starting Hotmail, a web-based e-mail service now owned by Microsoft. This means, Mr Bhatia adds, that “journalism won't be a sermon any more, it will be a conversation.”

Compose yourself

Apr 20th 2006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Journalism too is becoming interactive, and maybe better

 

“WE CHANGED South Korean politics and the media market, but I'm too shy to say that,” says Oh Yeon Ho before he can catch his own irony. But Mr Oh, the founder and boss of Ohmy News, a sort of online newspaper, has earned the right to boast, because Ohmy is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example to date of “citizen journalism” in action.

Ohmy's website currently gets an average of 700,000 visitors and 2m page views a day, which puts it in the same league as a large newspaper. But Ohmy has no reporters on its staff at all. Instead, it relies on amateurs—“citizens”, as Mr Oh prefers to call them—to contribute the articles, which are then edited by Mr Oh, a former magazine journalist, and a few colleagues. Mr Oh likes to think of Ohmy as a “playground” for South Korean hobbyists, where “adults” set certain rules and thus give the site credibility. The articles tend to be good, because “in South Korea we have good people power,” says Mr Oh. “They are highly educated and eager to change society.” Ohmy also has built-in feedback and rating systems so that the best articles rise to the top.

One of Ohmy's biggest innovations is economic. The site has a “tip-jar” system that invites readers to reward good work with small donations. All they have to do is click a little tip-jar button to have their mobile-phone or credit-card account debited. One particularly good article produced the equivalent of $30,000 in just five days. Ohmy's own economics also appear to be working well. Even though Mr Oh originally intended the company to be not-for-profit—“my aim was not to earn money but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journalism,” he says—he turned it into a for-profit firm in 2003. He will not divulge how much profit he makes, but the advertising and syndication revenues (from other internet sites that run Ohmy's articles) seem to keep him going nicely.

Ohmy's success has already had wide ramifications in South Korea's media industry. Although it has not killed off any South Korean newspapers or broadcasters, it has forced all of them to adjust by becoming more like Ohmy. Several newspaper sites, for instance, now have feedback and conversation panes at the bottom of online articles and are trying to interact more with readers. Mr Oh, who left his career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because he was sick of what he saw as their conservative bias, also reckons that Ohmy has helped to improve the balance. If the media scales used to be tilted 80% in favour of conservatives, he thinks, Ohmy has reduced that to 60%; he wants to make it 50%.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Does South Korea, a country of early adopters in many ways, foreshadow the future everywhere? “The reality is that you can't point to many successes; Ohmy News is the only one,” says Dan Gillmor, a journalist who quit his job at 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 a newspaper widely read in Silicon Valley, in order to found Grassroots Media, an experiment in American citizen journalism. After a year or so of looking in vain for a good business model, Mr Gillmor has put the idea on ice.

But others are much more optimistic. Last year Al Gore, a former American vice-president, and Joel Hyatt, his friend and business partner, set up Current TV, a cable-television channel that encourages its viewers to contribute their own video stories. And they do. “Viewer-created content”—or “VC2”,as Current TV calls it—now accounts for 30% of the channel's airtime, and rising. Mr Hyatt, the chief executive, thinks it will eventually be half or more. To help people get started, Current TV has extensive online tutorials on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camera equipment and so forth. And to organise the content that comes in, its website allows users to vote on the quality of each video clip. It is, in many ways, a pure meritocracy.

When Current TV was launched, the traditional cable channels “didn't get it” and sneered, Mr Hyatt recalls with glee. “What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is that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can create something great for a few minutes.” For instance, a story by an American traveller who found himself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Israel's pull-out was probably the best piece of video reporting on the subject that ran on television at the time.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 some residents of New Orleans made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by taking cameras onto their home-made boats and making videos of their own neighbourhoods.

Yahoo! provides an even bigger example of the cheerful mixing of 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content (as opposed to Ohmy's insistence on the purely amateur). For instance, a lot of the articles, photos, audio and video on Yahoo! News come from corporate partners such as Associated Press or CNN. A tiny bit comes from Yahoo! itself (specifically, from Kevin Sites, a one-man camera team who travels to exotic and dangerous war zones around the world). But more and more content comes from citizens—Yahoo!'s users—says Scott Moore, who runs Yahoo!'s news and finance pages. Indeed, Yahoo! explicitly allows users not only to contribute content but also to take part in its filtering and placement, he says. These new collaborative processes even have a name—“folksonomies”—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top-down “taxonomies” that human editors traditionally create.

For example, dur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London's Underground last year, quite a few people in the wrecked trains took haunting photos with their mobile phones. They then wirelessly uploaded these to Flickr, a photo-sharing site owned by Yahoo! Other users then “tagged” these photos by attaching labels such as “London Underground” or “bombings” to them so that they could be easily found. The same or other users then spontaneously rated the pictures. This in turn brought the best pictures to the attention of Yahoo!'s human editors, who displayed them prominently alongside “professional” content across Yahoo!'s news sites. All of this happened within minutes.

The citizen journalism brought out by events such as the London bombings, Katrina, Asia's tsunami and other recent events has sent a new joke into the blogosphere: that Andy Warhol's proverbial “15 minutes of fame” have now become “15 megs” (megabytes) of fame for everybody on earth. That may be true. But the area of citizen journalism that is currently growing fastest, according to Mr Moore, is the least glamorous end: the so-called “hyper-local” coverage of, say, high-school sports or petty neighbourhood crime, which is usually too small even for local newspapers. This is one reason, says Mr Moore, why “in almost every market in the US we're already the number two provider of local news, after the leading local newspaper, and that's without even putting a lot of focus into it.”

For society as a whole, all this new talent—from bloggers, who are “journal-ists” in the classic sense, to citizen journalists—should amount to something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The more journalism the better; I don't care who does it,” says Dan Gillmor. That is not, however, how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ostensibly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usually choose to see it. Their mood is gloomy.

Hard pressed

“Among our newspapers as they now stand, little more can be said in their favour than that they do not require batteries to operate, you can swat flies with them, and they can still be used to wrap fish.” Thus Joseph Epstein, a serial author, writing in the monthly magazine Commentary. Another author, Philip Meyer, makes his point in the title of his 2004 book,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The last reader will recycle the last newspaper in April 2040, Mr Meyer estimates. If so,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products of Gutenberg's movable type would expire eight years short of the printing press's 600th anniversary.

By common consent,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s in a perfect storm. In America, circul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but steadily falling since 1990, according to Editor & Publisher, a trade journal. The trend in other countries is much the same. Most young people nowadays do not read a daily newspaper at all. To make matters worse (and to devalue the argument that society must preserve newspapers as “trusted” sources of news), the industry has been through a string of scandals, the most ignominious being the New York Times's fiasco with Jayson Blair, one of its reporters who simply made up his stor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an annual American research project, the industry has laid off more than 3,500 newsroom professionals since 2000, about 7% of the total. In hard-hit Philadelphia, for instance, the number of reporters covering the metropolitan area is down to 220, half the 1980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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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有限，放不下了

手机报纸的颠覆

韩梅

	2006年05月19日15:15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2006年2月，位于中国地理中心位置西安的《华商报》推出了“华商手机报”。至此，从南到北，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已有近30个省市推出了手机报纸，。 　　报业集团、手机运营商以及技术提供商，作为“手机报纸”这出戏中的三个角色，近两年内还是不能确定谁是主角，谁会取得最大胜利，这注定是一场剧情复杂、发展方向不明的多幕大戏，一个个问号依然盘旋在旁观者的脑中。 　　手机运营商是否安心只作传统媒体的发布平台？报纸与手机运营商的合作都希望能够双赢，能获得更多的利润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可是利润何来呢？ 　　手机报纸的三家参与者报业、手机营运商和技术提供商对自身位置的认识，对盈利点的选择、对功能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握、对需要的资本的引进等等方面还处于一片迷茫之中的时候，开戏鼓就已经敲响了。 　　报纸，绝处逢生还是垂死挣扎？ 　　尽管手机报纸在盈利空间、制作方向、内容供应商、用户特性、技术因素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3G时代”的到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纷纷登上台面，成为一个个亟待解决的关键。然而，手机报纸依旧像神秘世界里的钻石，尽管前路未卜，但它的褶褶光辉让人忍不住以身试险。 　　吴海民，北京京华时报社社长，2005年他提出了报业寒冬论，他认为“传统报纸的强势地位被从根本上动摇，市场蛋糕会越来越小。报纸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整合和转型也势在必然”。 　　席文举，南京，中国都市报研究会会长，汇集20多个报业老总在南京发布了《南京宣言》，宣称将联合起来不再容忍商业网站无偿使用报纸新闻产品，将矛头一致指向商业网站。 　　王培楠，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辑，对于南方报业已经开始涉足的手机报纸信心百倍，他认为“读者对报纸的阅读习惯将会发生重要改变”，尽管手机报纸的盈利模式以及发展方向尚处在摸索阶段，“但手机报纸代表了世界潮流，它会改变世界，因此必须顺应这个潮流，尽早加入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三地，三人，三件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传统报业在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中节节败退，报纸已经开始为生存而战，而“手机报纸”就是它选择的一个新式武器。 　　回顾2005年，中国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低谷。国家对房地产和保健品、药品广告的限制使得报纸广告收入大滑坡，运作成本增加，北京多家报纸开始出现亏损现象。这些因素当中除了传媒大环境不景气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所谓“第四媒体”的网络和“第五媒体”的手机的竞争。 　　“第四媒体”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在最近几年里越来越明显。国内几大门户网站今年的广告收入持续飘红，开始盈利后纷纷上市，股价一路飙升。百度的上市让李彦宏跻身《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的前20名，阿里巴巴的马云是27名，他们巨额财富的累计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截至2005年底我国上网用户达1.11亿人，其中60％属于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个巨大的网民市场使网络得到了更多的广告份额。 　　当报纸在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时，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媒体也风头日劲。手机听音乐、手机无线上网、手机看电视、手机听广播以及持续增温的手机报纸都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间接的降低了人们选择报纸的几率。 　　截至2005年底全国手机用户接近4亿，庞大的用户群对于媒体来说就是一笔巨额财富。以前手机一直作为传统三大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受众之间进行互动的桥梁，它的媒体意识还不明显。而今，因为技术的提高、资金实力、用户群的不断扩大，手机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四种媒体的形式开始走向前台。随着手机媒体而产生的网络运营商、业务运营商（SP）、内容供应商（CP），也以越来越专业的姿态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有平台、有内容、有受众，手机媒体日渐成熟。 　　在2004年，报业和手机媒体发展都比较成熟的欧洲就发生了一件报纸和手机抢夺年轻人市场的现象。包括英国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西班牙的世界周刊，以及意大利的晚邮报、24小时太阳报和意大利每日新闻报在内的七个欧洲报业集团组成联盟，共享信息和新点子，以遏制年轻读者人数减少现象和争取年轻读者的市场。 　　前有劲旅，后有追兵。网络和手机媒体的加入，让本来就疲于应付电视和广播媒体挑战的报纸更是胆战心惊。吴海民说：“在网络媒体大干快上的热潮中，报纸将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蒙昧状态猛然醒悟，蓦地发现，用自己的内容资源喂养大了的网络媒体，未来竟然可能是自己的掘墓人。” 　　因此他预测2006年中国报纸市场会持续低迷。与此相对的，远在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广告公司BBDO广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罗伯逊也作了一个预测，他认为手机将取代传统电视成第一广告媒体。报纸和手机，一个是处于下滑趋势，拥有内容和保持阅读习惯的读者群资源亟需改革的传统媒体，一个是处于上升趋势，拥有大量用户但缺少内容供应。两个互补的媒体，当技术不再是制约性因素时，合作就势在必行。 　　从2004年《中国妇女报》推出了全国第一家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至2006年2月《华商报》手机版的出现，已经有近30个省市推出了手机报纸，掀起了手机媒体的发展高潮。尤其2006年下半年发放3G牌照以后，手机媒体可传送的信息量和信息形式会越来越多，手机的媒体趋势越来越明显。 　　或许是出于对读者和广告商对纸质媒体忠诚度的信任，报纸一直对于新兴的媒体形式持一种包容和合作的态度，但持续的市场低迷已经让很多人开始思考这种合作的利弊。发展日渐成熟的网络已经让报业开始醒悟，那么，刚刚开始起步的手机报纸对于传统报纸来说，会不会又是另一个“掘墓人”？ 　　手机报纸，手机与报纸的合作，新旧媒体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以手机为主导，主要依托手机技术，整项服务技术的提高也依托手机及其网络技术的提高。在这场合作中，报纸仅仅充当了内容供应商（CP）的角色。但在运营商的眼中，这个CP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一位运营商的内部人士说，即使运营商这方面的积极性再高，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手机报成败的关键在于传统的纸媒体是否对手机报业务也有同样的认可。因为，无论在内容还是运营方面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报纸还将这个角色扮演得很不成功。在广东、浙江、重庆出现的手机报纸的内容还仅仅是报纸现有内容的缩略，或是直接将原有内容做成手机“彩信版”，缺少专门针对手机用户推出的适合手机阅读的内容。 　　不过，一些报业集团和手机运营商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依据手机报纸的特点进行改进。比如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推出的手机报纸，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随看随翻，可转发给他人一起分享，还可将自己的感想意见及时发送到无线报纸平台，实现读者、编者之间无隔膜地交流互动。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李建国表示，为让用户充分享受“手机报纸”的便捷，杭报集团将依托杭州网发布更多的即时性消息，随时发布突发或重大新闻，让读者不用等到第二天。 　　已经涉足手机报纸的报业集团对于这种合作方式还是很看好的。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在手机版报纸开通时表示，手机报纸对于手机运营商和报业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一方面，它让人们的手机变得丰富多彩，真实感受便捷信息的特有魅力；另一方面，扩大了原有报纸的影响力，使原来没有时间看报的人也可以在忙碌之余了解想看的新闻，也使很多出差在外的人们能时刻关注本地事件，适应了信息时代人们的需求。 　　“手机报纸的盈利空间到底在哪里，目前还很不明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培楠坦言。即便如此，《南方日报》对于手机报纸的方向坚定不移，自2005年8月推出后，不论用户的数量的多少，依旧每日更新，和传统报纸保持新闻同步。 　　一位业内人士道出了这其中的无奈，“对于报纸来说，必须卡位手机报这个市场，即使不赚钱也必须得做，因为它是纸媒体的重要延伸，有利于扩大社会影响力，如果不办手机报，报社受到的冲击会更大。”手机运营商：附庸还是对手？ 　　“从来没说过自己只做平台，不做内容”的手机运营商是不会甘心只作传统媒体的平台，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激增着手机成为独立的“第五媒体”的可能。手机运营商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 　　自2000年推出以来，手机短信业务越来越受欢迎，至2005年底，短信发送量近3000亿条，创造300亿元左右的市场收入，被人称为运营商推出的“杀手级”增值业务。据此，有人断言手机将会成为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而今，手机音乐、手机上网、手机报纸，还有陆续会出现的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手机一直是和现有媒体形式分不开的，手机媒体只充当了一个平台，而具体的内容都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提供的。 　　以手机报纸为例。报业集团和手机运营商普遍采取的是一种保留式合作，报纸需要一个更广大的平台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移动运营商需要更具有吸引力的增值服务来保留及吸引更广大的用户群，借助彼此的影响力来寻找新的盈利空间。可是这种合作的结果究竟对谁更有利，外界议论纷纷，当事人也是各执一词。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工程师梁泉认为，“手机报纸”可能会给传统媒体带来一定冲击，但运营商和作为内容提供商的传统媒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借助手机这个平台，传统媒体可以得到更好的推广。报业集团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为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将自己报纸的内容进行再整合后借助手机平台进行发布，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手机运营商进行定制。 　　但是手机媒体不会仅仅满足于成为传统媒体品牌延伸的一个平台或者说附庸。已经和广东多家报业集团合作推出手机报纸的广东移动公司的数据业务中心总经理耿学锋认为，“手机报纸”这种新型手机增值服务将推动WAP和彩信业务的普及，而其便利性也必将逐步改变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成为传统媒体多样化发展的一个趋势。阅读习惯改变时，手机作为第五媒体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传统媒体的“附庸”。 　　在报纸“不得不”与手机合作时，手机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却有更多的可能。 　　这几年以来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多、增值服务项目的增加，服务提供商（SP）、内容供应商（CP）和手机运营商三者一体，形成一个文图信息供应的流水线。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流水线，手机媒体不断地与传统媒体对接，而后又不断将之超越。手机正在从一种移动通讯终端逐渐演变为一种信息终端。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对四大媒体来说，与手机媒体的合作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与四大媒体相比，手机作为媒体具有更大优势：它比报纸更互动，比广播更自由，比电视更便携，比电脑互联网更普及。尤为重要的是，手机作为媒体所拥有的庞大的用户数量，近4亿的用户群超过了任何一种传统媒体。 　　在可预见的未来，以手机报纸、手机电视和手机广播为代表的手机媒体必然会成为传统媒体的有力竞争者。手机运营商也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的“野心”。广东移动增值数据业务中心总经理耿学锋就曾经表示，移动给自己的定位是“移动通信信息运营商”，“移动从来没说过自己只做平台，不做内容”，所以，只要有合适的内容，移动都会去尝试。 　　虽然与竞争对手相比，手机媒体具有种种不可取代的优势，但要取得长足发展还必须要冲破三个瓶颈的制约。 　　首先是技术因素。手机报纸、手机电视和手机广播等等类型的手机媒体对手机技术因素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要阅读手机报纸、浏览互联网，手机必须能支持彩信（彩e）。以中国移动为例，截至2005年底共有2.4亿用户，但其中拥有彩信手机的用户不到50%，这大大限制了“手机媒体”的新闻信息发布与接收。随着彩屏手机价格的不断下滑，3G手机的涌入，大规模换机潮已经到来，国内已进入了彩屏手机普及时代。有媒体预测，2006年彩屏手机将占整个手机规模的60%，终端限制将大大减弱。 　　其次是手机媒体内容的编排。在手机媒体还处于用户阅读习惯培养阶段时，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现有的手机媒体还仅仅是将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简单加工后进行发布，传统媒体也没有专门针对手机媒体的内容编排。像手机报纸的文章长度、语言习惯并不符合手机快速、简洁、直接的传播方式。另外，手机媒体也和传统媒体一样是地域性比较强的，而且受众群大部分重合。因此，手机媒体要想在市场上占有自己的市场份额，就必须具有其他同类产品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和排他性，这需要经营“手机媒体”的SP加大投入，加强编辑力量，专门抽调编辑按照无线增值规律编发稿件。 　　最后就是费用相对较高。彩E、手机报、无线互联网一般采取用户包月订购或者按计算流量等方式销售，大部分手机报纸的包月费用8－20元不等。如包月的“手机报”只提供报纸的精华内容，用户如需了解版面内新闻的全部内容，还需要单独上行指令下载，每条短信的价格为0.5－1元，这样的收费标准相对于普通报纸并不便宜。 　　就像其他消费品，使用方便、内容丰富、价格便宜才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样，手机本来就是大众化消费物品，以其为载体的手机报纸也应该适应大众化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口味。 　　降低价位是吸引手机报纸用户的第一步。2月刚刚推出的“华商手机报”将包月费降到了3元/月。另外，技术方面，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曾公开表示，2006年，3G手机的投放代表着网络终端设备的更趋大众化，接收和传输信息更加便捷化，这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具有颠覆性。 　　也许，今年就是手机媒体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手机报纸，“钱”路几何？ 　　报业集团与手机运营商的合作也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报业集团希望通过手机报纸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在广电和网络的竞争压力下另辟蹊径，通过另一种媒体形式来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手机运营商希望通过手机报纸来增加手机的增值服务内容，培养用户的忠诚度，并进一步扩展手机作为一种媒体的服务内容。而这些都是以盈利为前提的。手机报纸的“钱”路将会决定报业集团、手机运营商和技术提供商的合作延续性及合作方式。 　　某一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你打开手机，通过“移动梦网”或“互动视界”进入当地报纸专区。首先你看完了“XX头条”（XX为企业名称,下同），然后你又看了“XXX气象预报”，其后出现了几个旅游景点的简介，其中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确认查看了一下。这时你想起来晚上要和朋友去看电影，看之前肯定要大餐一顿，你点击该报的“XXXX美食互动”，发过去一条短信，将你的就餐地点、口味、时间段、价位等要求发过去，很快得到回复，短信内容很丰富，按你的要求推荐了几家餐馆，你选择了其中一家定了个两人桌，确认回复。OK，一切搞定。 　　这并不是手机报的广告，也不是现实手机报的存在状态，这只是大部分参与者们所能够想象的手机报盈利状态。现实是像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培楠所说，“手机报纸的盈利空间到底在哪里，目前还很不明朗。” 　　目前手机报纸的盈利点集中在定制收费和少量的广告冠名收入。以广东和浙江的手机报纸为例。广东的移动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浏览WAP版和彩信版两个版本的“手机报纸”。阅读WAP版的“手机报纸”，移动用户可以登陆“移动梦网”，它的收费形式和传统的报纸一样实行按天收费。“手机报纸”在当天内不限次反复阅读，具体资费根据不同的报纸而定，最高为1元/天。但是，在上WAP浏览手机报纸时会产生GPRS流量费，这部分费用不包括在订阅手机报纸的包月费或包日费中，需要另外向运营商支付，收费标准是0.03元/KB(GPRS流量套餐用户不算在内)。如果要长期订阅“手机报纸”，可以办理GPRS流量套餐，WAP不限流量，20元包月。按此计算，如果你某一天浏览了50KB，费用就在2.5元左右，即使包月也在1.6元左右，而大部分都市报在一元以下，信息量要比手机报丰富的多。 　　彩信版的“手机报纸”相当于报纸的浓缩版，包含了当天的精华新闻和导读信息，每天定时发送给定制的用户。不过由于目前彩信的容量有限，最多只能传送100KB的文件，所以彩信版“手机报纸”中有部分新闻是以新闻摘要或是缩编的形式出现的。如果读者想看新闻全文的话，就要通过短信的方式进行点播，每条点播下载的新闻也会收费，但基本不会超过0.8元/条。另外，报纸不同，收费标准也不同，一般包月为15元/月。 　　如此看来，要想像看报纸那样仔细地了解新闻内容的话，定制“手机报纸”的消费额将会是报纸的数倍甚至是十几倍。这就限制了手机报纸的用户数量。而且只靠定制费用远远满足不了报业集团和运营商的需要，投入和收入的不成比例限制了手机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的手机报纸也开始在传统媒体重视的广告市场上进行尝试。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广告设置上将广告分三类：一是企业冠名栏目，挑选财经、体育、娱乐等节目，提供给一些公司冠名，但这样的冠名栏目有限。二是大型企业点播，如读者对某行业信息感兴趣，如各大商场节日折扣、各展览馆展览信息、各医院专家门诊情况，可以发送相关企业或行业代码到系统平台，就能收到该企业或行业的最新信息；企业也可以通过彩信平台向其会员发送促销彩信。三是分类服务信息，包括家政服务、商务服务、教育信息、人才招聘，只要用户发送栏目代码到系统平台，就能收到指定的信息。 　　即使有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手机报纸广告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但我们还是会发现手机报纸无法像传统媒体那样建立一个新的营销平台来承载大量的广告信息，它留给广告的空间很小。 　　手机用户在定制手机报纸时会本能的排斥显性广告，若采取强迫型，检索新闻的自由性将大受影响，有些用户还认为强迫型广告使他们手机的隐私空间受到了侵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加入广告很难。 　　或许，手机报纸的用户群体和潜在用户群体的数量巨大才是吸引报纸涉足的原因，但目前还看不到因此而带来的广告收入。另外，来自用户订阅和有限的广告的收入还要在手机运营商、技术提供商和报社之间进行分配。 　　像浙江报业集团的手机报纸收入分成是浙报和浙江在线40％，移动60％，然后移动再跟凯信分成。《杭州日报》手机报分成是凯信10％，移动和杭报各45％。本来基数就小，内容、技术、平台三家分割，只能让人感叹“僧多粥少”。这些收入相对于手机报纸发展需要的大投入更是杯水车薪。 　　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手机媒体的参与者们却显得信心百倍。 　　浙江在线营销总监算了一笔账，15万份订阅量的手机报的广告效果，相当于一张发行量30万份的报纸，因为手机报的广告到达率是报纸的2倍，按《都市快报》的广告量计算，理想状态下，一张15万份订阅量的手机报应该有六七千万元的广告收入。他说，“由于广告前景十分灿烂，因此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提高普及率。”目前两家手机报都把初级目标定在10万订户。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手机报纸的参与者们都想把它做大做好，但是除了内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合适的盈利点。手机报纸“钱”路走向何方也许就决定了它的兴衰成败。 　　为广告服务提供更高的价值，对广告商来说还能得到对广告的及时反馈。  相关链接 世界报业协会提出的手机媒体的赢利方式 一 . 内容引导型 　　      为订阅用户和其他读者提供突发新闻的即时报道。 　　  通过手机发送免费新闻，使人们花更多的钱在媒体消费上。       利用SIM卡或E-Ink技术向位于关键地段、交通枢纽、商场出口甚至是汽车上的电子“新闻海报”发送数据。 二 . 互动型 　　       为读者开辟不同主题的讨论区，鼓励他们通过手机交流，增加手机使用率。 　       瑞典的实践表明，通过手机获得读者意见更便利，还能为了某个特定栏目随时开展调查，且费用低廉。       鼓励读者用手机下载报纸上刊载的填字游戏的线索和提示。 　　       鼓励读者寻找报纸中的某个编号并通过手机发送，可获得奖励，以提高广告阅读率。 　       鼓励有共同兴趣的人通过手机分享自己的爱好，并将该服务与报纸相关栏目相结合。  三 . 服务型 　       为搜索某样商品的读者提供相关商品的广告信息。 　　     使用定位系统，通过手机为进入商场的顾客提供该商场商品的折扣信息。 　　移动通信运营商合作，建设手机订阅收费系统。      使用定位技术协调报纸的发行覆盖范围，尤其是对订户较少的区域。     球迷可以在手机上方便地找到比赛结果和赛事分析，并轻松下载。      与移动电信运营商合作，对订阅新闻的手机用户提供折扣，吸引预付费手机用户转为订户，以建立长期的关系。      提供传统报纸和手机新闻的组合服务，在价格上对订阅该组合服务的读者（用户）打折，两者的费用可在同一个账户中扣除，对需再次付费的内容收取尽量少的初次使用费。 　　     为不同通信运营商提供不同版面的内容，以适合不同用户的口味。比如某移动通信公司的顾客以年轻女性居多，就提供娱乐新闻，另一通信公司以中年男性顾客为主，则偏重体育新闻。     用下一代读者认为有价值的、喜爱的方式提供信息，扩大报纸品牌影响力。     为广告服务提供更高的价值，对广告商来说还能得到对广告的及时反馈。

产品	代码	介绍	竞争对手	目前情况
Windows Live Mail	Kahuna	Hotmail的继承者，特别像一个传统的e-mail处理程序，比如Outlook。	Yahoo Mail, Gmail	一百万用户在测试
Windows Live Search		微软的自有搜索工具	Google, Yahoo, Accoona	在06年3月公开测试
Windows Live Local		地图和城市位置以及街道方向查询	Google, Yahoo	在05年12月公开测试
Windows Live Search Mobile		移动版本的自有搜索工具	Google, Yahoo	测试版
Windows Live 展览中心	Fremont	一个免费的在线商品交易市场，和有限制的社会网络	Craigslist, eBay	最近可以在互联网上使用，在美国开始公开测试
Windows Live 家庭安全设置	Vegas	父母控制孩子上网的工具	Net Nanny	目前限制在１万用户测试，准备在下季开始在美国大规模测试
Windows Live 反病毒中心	A1	订阅反病毒服务	Symantec, McAfee	31.500用户已经测试，在六月时候推出付费版本
Windows Live Video	Warhol	用户搜寻视频节目	YouTube, Google Video	还没有大规模测试
Windows Live Messenger		继承MSN，增加社交网络	Yahoo Messenger; AIM; ICQ; Gmail chat; Plaxo	有150万测试用户
Live.com		一个上网浏览启示地方，比如订阅RSS	MyYahoo, Google	有300万公开测试用户
Microsoft Gadgets		一些基于Javascript和HTML语言编写的小程序，主要应用在Live.com和Vista里面	Yahoo Widgets, Apple's Dashboard	目前至少有160个小程序可用
AdCenter	Moonshot	应用于点击付费的广告中，用于统计点击效果和目标市场的统计	Yahoo, Google	已经在新加坡和法国发布使用，在美国进行了公开测试；应用于40%的MSN付费搜索中
Windows Live 安全中心		免费的病毒防御系统	McAfee, Symantec	目前有测试版，执行了130万次的扫描，清除了15万台电脑内的病毒
Windows Live 书签		存储书签		05年11月公开测试
Windows Live 邮件后缀域名定制		可以定制Live邮箱的后缀域名	Google	只在美国进行测试
Windows Live 工具条		收集许多应用程序在网络浏览器上	Yahoo, Google	3月的时候发布测试版
Windows Live问答		直接通过网络问答的程序	Yahoo Answers; Google Answers	No ETA
Windows Live 剪贴板		一个在线的剪贴板
Windows Live 账号		基于Passport的应用，一项正经非常有争议的创造	Liberty Alliance	今年有望可以测试
Windows Live Mail Desktop		为方便浏览Windows Live邮件的桌面应用程序	Google, Yahoo	即将测试

福布斯：苹果30年最伟大的20个瞬间(组图)

出处：新浪科技 | 2006-4-3 19:45:15 | 阅读 389 次

北京时间4月3日，《福布斯》近日评选出了苹果历史上最伟大的二十个瞬间。1984年1月22日苹果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了著名的苹果机广告　　1984年1月22日，苹果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Macintosh广告。

　　导语：北京时间4月3日，《福布斯》近日评选出了苹果历史上最伟大的二十个瞬间。2006年4月1日，苹果电脑迎来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苹果由一家创建于车库的小公司发展成为计算机和数字娱乐巨头，同时也留下无数个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

　　(1)苹果成立

　　图为苹果公司1976年4月1日推出的首台计算机

　　1976年4月1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罗纳德·维尼(Ronald Wayne)共同创建了苹果电脑公司，他们销售的第一台计算机在乔布斯父母家的车库中组装完成。苹果I计算机售价为666美元，它的主频只有1兆赫，内存只有8KB。按照现有标准，它只相当于一个动力不足的便携计算器。

　　(2)Lisa计算机

　　1983年1月19日苹果推出了全球首台采用图形界面的计算机

　　1983年1月19日，苹果推出了Lisa计算机，它以乔布斯的女儿命名。Lisa是全球第一台采用图形界面的计算机，它的售价为9995美元，主要面向企业市场。由于价格过于昂贵，很多用户转而购买IBM PC。业内人士一致认为，Lisa计算机是苹果最大的失误之一。

　　(3)商业广告

　　1984年1月22日苹果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了著名的苹果机广告

　　1984年1月22日，苹果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Macintosh广告。这则广告的名字为“1984”，以一部同名小说为背景。广告一经播出，立即造成了空前的轰动，赢得了评论家经久不息的掌声，多年来被媒体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商业广告。与此同时，“1984”也为苹果今后20年的广告确定了基调。

　　(4)Macintosh计算机

　　1984年1月22日，苹果推出了Macintosh计算机，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产品之一

　　1984年1月22日，苹果还推出了Macintosh计算机，这是该公司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产品之一。Macintosh的售价为2495美元，是全球第一款支持图形界面，同时价格相对较低计算机。随着Macintosh的推出，图形界面逐步取代了基于文本的系统，最终成为计算机世界的主流。

　　(5)在商业市场遇阻

　　1985年5月27日，Lotus公司面向Macintosh用户推出了Jazz软件

　　1985年5月27日，当时唯一比微软大的美国软件公司Lotus面向Macintosh推出了Jazz软件。Jazz包含了文字处理、数据库和电子表格等多种应用，Lotus希望它能成为投向企业市场的“重磅炸弹”。然而事与愿违，Jazz最终成为了一款令人失望的产品。一位Lotus高管以开玩笑的方式表示：“第一个月我们售出了6.2万套Jazz，但第二个月返回了6.4万套。Jazz是如此的失败，以至于用户把盗版也给我们送了回来。”在商业市场，Macintosh未能取得同教育和图形设计市场一样的成功。

　　(6)桌面出版

　　1985年5月27日，Aldus公司面向Macintosh推出了PageMaker 1.0

　　1985年5月27日，Aldus公司面向Macintosh推出了PageMaker 1.0(第一个面向Windows的PageMaker版本直到1987年1月才发布)。PageMaker同售价7000美元的苹果LaserWriter相结合，Macintosh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杀手锏”应用——桌面出版。

　　(7)乔布斯退出

　　1985年9月17日，当时担任苹果董事会主席的乔布斯因公司业绩不佳选择了退出

　　由于在一个财季中亏损了1720万美元，苹果CEO约翰·斯库里(John Sculley)开始领导公司进行重组。1985年9月17日，当时担任苹果董事会主席的乔布斯选择了退出。离开苹果之后，乔布斯创建了NeXT计算机公司，减持自己的苹果股份至1股，并以1000万美元收购了Pixar动画公司。

　　(8)Mac Plus计算机

　　1986年1月16日，苹果推出了Mac Plus计算机

　　1986年1月16日，苹果推出了Mac Plus计算机。Mac Plus打破了512KB内存限制，采用了1MB内存。除了可升级到4MB内存之外，它还具有速度更快的SCSI端口，可以外接硬盘或打印机。Mac Plus直到1990年才“退役”，销量达到100万台。

　　(9)PowerBook 100笔记本

　　1991年10月21日，苹果推出了PowerBook 100笔记本，它被看作很多现代笔记本的前身

　　1991年10月21日，苹果推出了PowerBook 100笔记本。事实上，苹果早在两年之前就推出了重15磅的便携Mac，但由于速度慢、价格昂贵，该产品未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PowerBook 100可以看作是很多现代笔记本的前身。

　　(10)成立苹果联盟

　　1991年10月2日，苹果、IBM和摩托罗拉等公司于成立了技术共享同盟，PowerPC芯片就是这一同盟的产物

　　为了在个人计算机市场回击英特尔和微软联盟(Wintel联盟)，苹果、IBM和摩托罗拉等公司于1991年10月2日成立了技术共享同盟，PowerPC芯片就是这一同盟的产物。

　　(11)PowerPC芯片发布

　　1994年3月14日，在Mac计算机发布10周年纪念日上，苹果推出了最早采用Power PC芯片的三款Mac计算

　　1994年3月14日，在Mac计算机发布10周年纪念日上，苹果推出了最早采用Power PC芯片的三款Mac计算机：Power Mac 6100、7100和8100。这三款计算机的售价同当时Wintel联盟的产品相当，随后由于英特尔召回部分奔腾处理器，以及微软推迟发布Windows 95操作系统，Power Mac成为了很多用户的首选。

　　(12)“克隆”Mac

　　1995年1月4日，苹果宣布向Power Computing和Radius等公司提供Macintosh操作系统授权，允许这两家公司生产“克隆”Mac

　　1995年1月4日，苹果宣布向Power Computing和Radius公司提供Macintosh操作系统授权，允许这两家公司生产“克隆”Mac。毫无疑问，苹果希望通过此举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但不幸的是，“克隆”Mac的功能更加强大，而价格则低于Mac。受此影响，苹果的销售额持续下滑，即使获得一部分授权费用也无济于事。1998年，苹果的年度营收为59亿美元，远远低于1996年的98亿美元，市场份额也降至4.1%。

　　(13)“炭火盆”PowerBook

　　1995年4月28日，苹果发布了存在重大缺陷的PowerBook 5300笔记本

　　1995年4月28日，苹果发布了PowerBook 5300，这一产品随即成为行业笑柄。PowerBook 5300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充电可导致电池起火燃烧。尽管苹果之后修复了缺陷，并降低了产品价格，但PowerBook 5300仍然成为一款失败的产品。与此同时，曾被苹果嘲笑为“拙劣仿制品”的Windows 95上市仅四天就卖出了100万套。

　　(14)乔布斯归来

　　1996年12月20日，乔布斯在离开11年后重返苹果

　　1996年12月20日，苹果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NeXT公司的产品和技术，但获得的最有价值资产是乔布斯。表面上看来，乔布斯当时只是Mac OS的顾问，但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随后不久，苹果当时的CEO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出局，乔布斯就任临时CEO。乔布斯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结束了“克隆”Mac协议。

　　(15)微软入股苹果

　　1997年8月6日，乔布斯宣布微软将买入价值1.5亿美元的苹果无表决权股票

　　1997年8月6日，乔布斯宣布微软将买入价值1.5亿美元的无表决权股票。从此以后，微软和苹果长期敌对的关系略有缓和。

　　(16)iMac发布

　　1998年8月15日，苹果发布了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的iMac计算机

　　1998年8月15日，苹果发布了首款iMac。Macintosh重新回到全集成设计，并开始采用不同颜色的机箱外观。iMac在消费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发布到2003年初退出市场，原始版本的iMac共售出了600多万台。乔布斯刚刚回归时，苹果的市值不足20亿美元，目前已经增至520亿美元。

　　(17)iPod发布

　　2001年11月10日，苹果发布了首款数字音乐播放器iPod

　　2001年11月10日，苹果发布了iPod数字音乐播放器。过去几年里，苹果的PDA(Newton和eMate)及游戏系统也采用了各种创新，但并未获得成功。iPod则完全不同，它是Mac精神的延伸，其设计和发布时机堪称完美。

　　(18)Mac OS X发布

　　2001年3月24日，苹果发布了Mac OS X操作系统

　　2001年3月24日，苹果发布了Mac OS X操作系统。对于苹果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因为这意味着该公司将“抛弃”老版本的操作系统。Mac OS X主要基于乔布斯在NeXT公司期间从事的工作，扎根于Unix使它具备了强大的功能和高超的稳定性。

　　(19)iTunes发布

　　利用iPod在市场上的成功，苹果于2003年4月28日发布了iTunes音乐商店，开始销售网络音乐

　　利用iPod在市场上的成功，苹果于2003年4月28日发布了iTunes音乐商店，开始销售网络音乐。通过iTunes，用户只需支付99美分，就可以将音乐直接下载到自己的iPod。这是业界第一个合法的音乐下载服务，截至2006年2月，iTunes已经售出10亿首歌曲。

　　(20)同英特尔合作

　　2006年1月10日，乔布斯同英特尔CEO欧德尼一起展示了第一款采用英特尔处理器的Mac计算机

　　2006年1月10日，乔布斯同英特尔CEO欧德尼一起展示了第一款采用英特尔处理器的Mac计算机，这令很多Mac迷难以想象。乔布斯表示，苹果放弃PowerPC芯片主要由于该产品开发过于缓慢。(奥托)

证书无关！玩《魔兽世界》也能获得好工作！

时间：2006年03月27日09:45

我来说两句(0)

【来源：驱动之家】 　　INQ报道－－在IT世界，你的才华也许并不需要名牌大学毕业证书来证明。 　　《Wired》杂志近日撰文报道，IT雇主已经开始通过你在《魔兽世界》中的表现来判定你的能力。 　　该杂志援引Yahoo一位名为Stephen Gillett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例子，他曾经在CNET建树颇丰，并帮助发起了一系列成功方案。 　　他个人在采访中认为，正是他在《魔兽世界》中管理大型工会所获得的管理经验和领导技巧，帮助其在Yahoo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游戏中，只要愿意临时进行筹备，我总能找到能够完成工会任务的人力以及资源。”－－管理一个大型行会需要不少现实中同样适用的技巧。 　　有趣的是，Socialtext的CEO - Ross Mayfield也针对这篇报道提出了他招募员工的附加条件： 　　1.使用Wiki百科 　　2.玩《魔兽世界》 　　3.在Blog中显示出良好的总结、沟通能力 　　4.参加特别公益活动 　　5.如果有热爱旅游以及户外运动，也是不错的简历 　　亲爱的朋友，你符合以上条件么？

手机报：值得重视的新媒体

	2006年03月06日11:05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2004年7月18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正式开通，该报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份手机报。2005年5月17日，由浙报集团、浙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浙江在线联手打造的中国大陆第一份省级手机报——浙江手机报正式开通。该报由八大手机子报组成，分别是浙江手机早报、浙江手机晚报、浙江手机民生报、浙江手机财经报、浙江手机资讯报、浙江手机体育报、浙江手机娱乐报、浙江手机政务报、浙江手机小说报，融合了浙报集团全部新闻资讯的精华以及浙江在线网站原创新闻集群。 　　①最近，广东移动和新华社广东分社以及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联合推出的“手机报纸”正式出版发行，用户通过手机可以阅读《新华社快讯》、《参考消息》等九大媒体的精彩内容。 　　②从专业化报纸到大众报纸，从一家报团到三家报团的强强联手，新闻讯息通过手机进行传播，如今已成为媒介发展的新动态。专家预言，手机将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介”，而这种“手机报”的产生似乎印证了这种预言。虽然“手机报”现在还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但是，它的出现毕竟为处于发展瓶颈中的纸媒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何为手机报 　　手机报是依托手机媒介，由报纸、移动通信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用户可通过手机浏览到当天发生的新闻。它的实质是最新电信增值业务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产物。 　　手机报操作模式 ：一种是彩信手机报模式；另一种是WAP网站浏览模式。第一种模式类似于传统纸媒，就是报纸通过电信运营商将新闻以彩信的方式发送到手机终端上，用户可以离线观看；第二种模式是手机报订阅用户通过访问手机报的WAP网站，在线浏览信息，类似于上网浏览的方式。目前已开通服务的手机报大多采用的是第一种模式，因为第二种模式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手机终端支持，目前还未广泛使用。 　　手机报的受众定位 ：手机报将其受众定位为关注时讯的精英阶层。负责将《中国妇女报》嫁接到手机上的北京好易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汤丹松表示，“手机报的读者是这样一群人：社会中知识水平高、经济基础好、年龄层次在25—45岁、对资讯高度敏感的精英阶层。”③；《深圳晚报手机版》就是专为追求“资讯全面、时效第一”的都市白领和成功人士打造的特别服务。 　　手机报的赢利模式 ：从目前手机报的实践看，手机报主要通过三种手段实现赢利。一是对彩信定制用户收取包月订阅费；如中国妇女报手机版用户，每月的包月费用为20元；二是对WAP网站浏览用户采取按时间计费的手段。如重庆联通对其手机报用户制定的最低价为5元看40分钟（600K）。三是借鉴传统媒体的赢利方式，通过吸引用户来获取广告。 　　手机报的媒介特征 　　1、更强化了时效性，可以实现信息的即时传播和接收。 　　手机报的载体是手机，用户随时随身携带，所以，手机报编辑可以将新闻第一时间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上。省去了报纸的印发环节，而且和电视、电脑相比，它不受地点限制，也为用户节省了接触媒介的时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手机报可以像网站一样实现新闻的动态传播，用户不仅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新闻的结果，而且可以时刻关注它的发展过程，使用户身临其境般地感触新闻事件。 　　2、提高了互动性，真正实现了传播流程的反馈。 　　传统媒体的一大弊端就是缺乏与受众的有效、即时互动，极大地影响了传播的效果。而手机报的用户可以通过短信等方式实现与手机报编辑的有效互动，不仅可以最快地得到新闻，而且可以得到自己最想获取的新闻。通过互动反馈，每位用户可以实现新闻定制，手机报编辑可以将用户最需要看到的新闻发送过来，真正体现了传播的人性化和个性化。 　　3、手机报的多媒体优势。 　　手机报所发送的新闻，不是短信意义上的文字新闻，而是一个多媒体数据包。这个多媒体数据包包含了图片、文字、声音、动画等，可涵盖4开8版报纸的全部内容。这样，用户不仅可以去看、去听，而且还可以借助图片和动画等形式更深刻地去理解新闻。充分调动受众的视听器官，实现新闻的多维阅读。 　　手机报有优点，也存在劣势，这些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手机报的发展。具体地讲，存在以下问题。 　　1、手机终端的限制。 　　目前我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两亿，但是支持彩信和WAP浏览的手机在手机用户中并不普及，拥有彩信手机的用户只占20%左右。 　　2、订阅价格的影响。 　　彩信手机报的包月价在10元到25元不等，一年定价在240元左右。相比于传统媒体全年几十元的定价，手机报在价格上没有优势。如浙江省《杭州日报》手机报，2005年4月1日前，杭报手机报是免费体验阶段，有10万多订户，4月1日至12月31日是优惠期，5元包月，目前有1万订户。④ 　　3、阅读习惯的影响。 　　据了解，能够收发多媒体短信的手机，一般一个屏幕只能显示100个左右的汉字，而一个版面的报纸通常都在5000多字，要想看完一张报纸，读者需要翻阅50页左右，阅读起来十分麻烦。人们习惯于宽屏和浏览式阅读，而对狭窄视觉范围内的频繁翻页阅读，人们还需要适应过程。 　　手机报发展前景展望 　　1、内容上，从拷贝传统媒体到探索新的报道方式 　　目前的手机报，原创性的内容并不多，大多还是对所依靠的传统纸媒的内容拷贝。从长远看，手机报应结合自身媒介特点和受众定位，从文章结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探索出适合自身的“个性化”的内容报道。 　　2、赢利模式上，从依靠用户定阅收费到依靠广告收费 　　从目前看，由于市场运作手段不成熟，手机报基本上采取了依靠收取订阅费的模式来赢利。这样产生的弊端就是由于定费高而造成一些有意者望而却步。现在一些手机报开始探索依靠广告赢利的模式，也就是借鉴传统媒体的“双重售卖”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协调好新闻和广告的空间比例和时间比例，不然会对手机报用户产生排斥。 　　3、媒介生态上，从占领市场到互利共存 　　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经过竞争、协调和融合所形成的“和谐”的媒介生态，如今面临着被手机报打破的态势。手机报作为新生媒介，必然要有一个向传统媒介争夺吸引力和市场的过程。但是，正当的竞争是促进各种媒介共同发展的前提。正如在互联网冲击下，报纸走向了深度，广播强化了快捷，而电视强化视觉冲击一样，手机报的出现，也会促使各种媒介强化自身特点，走向互利共存。 　　注释： 　　①《浙报集团、浙江移动、浙江在线携手打造互动新传媒 浙江手机报问世》，新闻实践，2005，05 　　②公为良，《打开手机看报纸 第五媒体雏形初现》，中国数据通信，2005，09 　　③陆云红，《手机报的传播特点》，当代传播，2005，02 　　④计世网， http://www.ccw.com.cn, 2005，8，10（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日期：2005-09-18]

来源：原创  作者：王勋

[字体：大 中 小]

blog翻译 : FAQ: 当 Google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上)

2006.02.17  来自：365key.com　Declan McCullagh  

　　Google 最近和美国司法部法律争论的焦点在于搜索引擎究竟记录了用户那些方面的信息，以及美国联邦法律对保护在线隐私的支持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大多数律师很快将会认识到个人使用搜索引擎的全部记录都会变成可得到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那时法院的传票就会开始满天飞了。这种情况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都会发生。

　　“钓鱼（获取用户私人信息）”对电子邮件服务提供者来说是不合法的。但由于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受到的1986年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电子通信隐私法案：一部在计算服务和电子公告牌时代产生的法案）的约束不完全，所以搜索引擎的使用者并不能享有同等程度的个人隐私。

　　“那时（1980年代）的服务供应商与现代的同业者完全不同（意指现在的这些公司对个人隐私所知甚多，对保护隐私承担的责任甚少），” Paul Ohm说，paul是以前是美国司法部的律师，现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位于美国西部)州大学教授计算机犯罪相关的法律。

　　在保护隐私方面，有两种方法在逻辑上看起来都是可行的，尽管在实际上暂时还不会发生。第一，除非用户要求保留那些记录，否则搜索引擎应该主动（或者是在法律的约束下）在几个月后删除相应的记录。第二，联邦法律应该（对之前利用搜索引擎记录的侵犯隐私的行为）做出道歉，并且澄清对作为互联网窗户的搜索引擎的使用是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的。

　　CNET News.com 调查了AOL ，Google，Microsoft 和Yahoo以发现他们在用户隐私方面的习惯做法，并且将这些与常见的问题进行了汇总。

　　Q: 是否无论用户登陆与否Google都会记录人们的搜索条目？

　　是的，Google在本周承认了它保存并比较这些记录，这就以为这它可能会在法庭的强制要求下泄漏这些信息。至于Google 是否还用这些记录做了其他的事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假设司法部现在给Google下了张传票，也许是负责刑事案件的警察，也许是负责诸如离婚、解雇纠纷之类事件的律师。最终会要求Google, Microsoft, Yahoo, AOL,和其他搜索引擎公司提供用户的搜索历史。

　　Q: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吗?

　　差不多算是发生过了。一名北卡莱罗那州的男子在她的妻子死后被发现曾经用Google搜索过 “neck,” ” snap,” “break” 和”hold”（大概是勒死人的方法）等词而被揭露了他的谋杀罪行。

　　但是这些记录是在这名男子的电脑上发现的，而不是直接从Goolge获得的。同样，法律代理人们已经开始把人们在搜索引擎搜索的行为当做法庭上的证据了。

　　Q: 在我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我输入了很多我认为是隐私的条目。这意味者什么呢?

　　我没将会在下面讲述所有的细节。这里先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私人公司时刻收集着几乎是每个美国人的大量数据，而政府和法律代理可以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的得到这些数据，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搜索引擎窥探到人们太多的隐私，但对于隐私保护的关注却没有与这些行为同步。

　　Q: 有相关的法律保护我们吗?

　　实际上还没有。有一部相关的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但是那是 1986年实施的法案，那是在政客们开始了解互联网的很久以前，而且法案的措辞并不禁止政府及其代理人把搜索引擎作为目标。

　　政治家们用一种技术特例书写了这部法律——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关键词：”处理服务”（可能翻的不太准确，后有解释）——而没有采用一种更灵活的能随技术发展而扩展的方法。也许有些州会有更具操作性的法律。

补充说明

就眼前而言，搜索引擎隐私保护的命运维系在一个过时而且难辨认的法律款项上——”处理服务”。

一般而言，法律代理人可以用传票从公司获取一份可能是与某个诉讼有关的数据记录。但是 1986年的电子通信隐私法案对提供”处理服务”的远程计算机的使用提供了特别的保护。

Google 的翻译服务大概就属于”处理服务”的范畴，但究竟搜索引擎是否属于这一范畴，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法院似乎是要把这项条款适用于适用于互联网。

Orin Kerr ,之前曾是律师而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他说，国会希望将该条款适用于网上购物。

” eBay是否为它的消费者提供了’处理服务’？”他在2004年法律回顾的文章里这样问道。”我想更好的答案是’否’，（这项条款）的维护历史表明’处理服务’只是指外购的过程，在电子表格之前的时代，一个公司可能会把一些原始数据送由远端的计算机处理并且得到将这些数据分析计算并构造薪水册的服务。”

但是让我们出于讨论的理由而假设 Google确实是在提供”处理服务。”下面是在这种假设下将要发生的事情：

检举人寻找网络地址.

联邦法律一项非同寻常的特例 (18 U.S.C. 2703) 使得检举人可以比通过其他方式更方便的获得搜索某些条目的人的网络地址。这项法律是一项非常显著的许可，它允许政府机关在仅仅出示纯行政传票（只是一张纸而已，可能都没通过任何法官的检阅）的情况下向搜索引擎公司要求用户的”实质相关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姓名、地址、网络地址、访问时间，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信用卡号。

检举人被允许（向搜索引擎公司）索要类似的信息，只要这些信息和某个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调查”有关”。搜索引擎公司拒绝的话，法官可以略退一步缩小要求的范围，如果这个要求天然的涉及到非常多的信息（难于罗列）或者会给公司带来不适当的负担（估计是技术上的，比如加重服务器负担等）。

检举人寻找搜索条目.

如果司法部恰好已经拥有某人的网络地址并且想通过这个找到某人的搜索历史记录，哪有会怎样呢？会有一个和前面稍稍不同的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检举人必须事先向一名法官请求一纸实际的法庭命令并且声明这些结果确实是”和某个正在进行的案件实际相关的”。当然，在实行中，这不难做到。

注意：这种区别只是在搜索条目是”内容（美国联邦法律对此的定义是：和物质、意图、通信的涵义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才存在，否则就只需要一张传票而不需要法庭的命令了。

代理人为民事诉讼寻找搜索记录.

对不为政府工作的民事诉讼代理人有一套不同的规则。

然而，这套规则几乎可以确定并不适于搜索引擎。它们是被创立来阻止 e -mail和类似的服务提供商向第三方泄漏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注意这条法律是在计算服务的时代产生的）。

举例来说：一名好奇的离婚诉讼代理人只需要向 Google送一张传票就可以索要这些信息了。

为地处圣安东尼奥的电子边疆基金数字权利组工作的代理律师 Lee Tien 说，”这些法律（保护数字隐私的法律）是很久以前制定的，他们只是谨慎地适用于一些情况而不适用于另一些情况。”

–Declan McCullagh